香港新聞網5月20日電（記者 王豐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18日至19日訪韓，與韓國總統李在明會晤，宣布將加強戰略溝通，啟動能源安全合作。受訪學者認為，日韓當前回暖并非歷史矛盾化解，而是雙方基於現實利益做出的務實妥協。兩國會後表態存在微妙的“戰略溫差”，將長期影響雙方合作的深度與邊界。

韓國、日本國旗  圖源：新華社

李在明和高市早苗在韓國慶北安東舉行首腦會談，時長約105分鐘。安東是李在明家鄉，1月李在明訪日，亦在高市早苗的家鄉日本奈良縣會晤。一來一回被稱為“故鄉外交”。這是兩人近7個月內第4次會晤。

本次日韓首腦峰會的重要背景是，中美代表在韓國舉行經貿磋商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中美元首5月14日至15日會晤。其後特朗普分別與日韓領導人通話，通報相關情況。
      從本次日韓峰會成果來看，雙方宣布擴大對液化天然氣、原油供應等能源的安全合作，并透露正共同參與由英法主導的霍爾木茲海峽護航行動。雙方還討論了人工智能、跨國詐騙、安全等領域的合作。

對於日韓歷史問題，李在明表示，很快啟動對日本1942年長生煤礦事故中因坑道坍塌而遇難的136名朝鮮勞工等遇難者遺骸DNA的鑒定工作。

關於朝鮮，高市稱兩人討論了朝核與導彈問題及對朝應對措施，稱李在明支持解決“日本人被綁架問題”。李在明則只強調“無需戰爭”、“實現南北和平共存與共同發展”。

關於東北亞，高市主張所謂的“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李在明則強調，東北亞在經濟、安保等方面緊密相連，為地區真正和平與穩定，韓中日三國相互尊重、合作、尋求共同利益至關重要。

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20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中美會晤前後，特朗普分別與李在明和高市早苗通話。如何理解在這個時間點上的三方互動？

陳洋：在稍早前的中美元首會晤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先後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韓國總統李在明通話。其中，與高市的通話是在特朗普5月15日返程的專機上，只有15分鐘左右。我聽到的一種說法是，這通電話是日本政府強烈要求的結果。而與李在明的通話，則是在特朗普返回美國之後，時間要稍微長一些，大概是30分鐘左右。那麼，如何理解美日韓三方的互動，我認為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分析。

從美國的角度來說，迅速同日韓領導人通話，意在“回應”和“安撫”。特朗普之所以迅速同日韓領導人通話，意在直接通報和介紹有關中美元首會晤的內容，并回應日韓方面各自的關切。比如，日本方面顯然關注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會否因此次中美元首會晤而出現改變，韓國方面則關注中美元首會晤是如何談論朝鮮半島問題。那麼，特朗普迅速且直接同日韓領導人通話，闡明相關內容和立場，不僅能直接回應日韓盟友的疑問，更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日韓盟友的戰略不安。

從日韓的角度來說，迅速同特朗普通話，意在進行戰略對表。此次中美元首會晤涉及到經貿、AI、地區熱點等眾多領域，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日本與韓國自然需要盡快與特朗普政府進行戰略對表，了解和掌握特朗普政府在哪些對華議題上做出了調整、哪些沒有，進而來迅速調整本國在具體議題上的對華政策和立場，以免在中美日、中美韓三邊關係中，處於被動境地。事實上，日本在這方面就吃過虧——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佈將於次年訪華時，日本政府僅提前3分鐘才獲得通知，導致日本陷入美國的“越頂外交”，直接導致當時的佐藤榮作內閣倒台。因此，現在的高市早苗內閣也尤為擔心類似的情況再度上演。

2、安東是李在明的故鄉，韓方以高規格接待，合影氛圍輕鬆歡快。韓國當前如何定位日本？

陳洋：坦率地說，我沒想到高市早苗會這麼快就實現對韓國的正式訪問，因為這距離今年1月李在明訪日還不到半年時間，而高市的此次訪韓可以說順利延續了自岸田文雄與尹錫悅執政時期重啟的日韓“穿梭外交”，兩國之間的互動并沒有因首相/總統的更迭而出現任何的停滯。

對當前的李在明政府來說，日本的定位可以概括為“非盟友、非敵人，有限務實合作的夥伴”。

“非盟友、非敵人”是指，現在的日本定位有別於尹錫悅執政時期的“准盟友”狀態，也有別於文在寅執政時期的“敵人”狀態。尹錫悅執政時期，日本的定位類似於“准盟友”，他不僅主動淡化日韓歷史問題、慰安婦問題，而且積極主動推進日韓、美日韓三邊安保防務合作深化。而文在寅執政時期，日本的定位則類似於“敵人”，日韓關係不僅受歷史、領土問題的影響，而且還一度發生“火控雷達鎖定”事件、日本政府單方面對韓國進行制裁，致使雙邊關係陷入1965年建交以來的低谷。如今，李在明執政，日本政客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對歷史問題的叫囂，確實對日韓關係產生了影響，但雙邊關係并沒有因此而完全走低，反而韓國同日本還首次舉行了外務與防務部門次官級“2+2”會議，這反映出目前日本的定位至少“非敵人”。但與此同時，李在明政府拒絕與日本簽署《相互軍需支援協定》（ACSA），又反映出韓國同日本深化雙邊關係是“有限度務實合作”，兩國之間的合作并非是沒有限制的。

那麼，基於這樣的定位則意味著，在李在明執政背景下，韓國對日政策既不會簡單回到過去的全面對抗，也難以像尹錫悅時期那樣毫無保留地推進“價值同盟化”。

3、高市早苗訪韓帶著哪些戰略目的？日本又如何定位韓國？

陳洋：當前，日本對韓國的定位和韓國對日本的定位實際較為相似，存在著明顯的“戰略價值上升”與“歷史信任有限”的特征。

所謂“戰略價值上升”是指，日本越來越將韓國視為東北亞安全鏈條中的關鍵一環。對日本來說，朝鮮半島直接關係日本本土安全，無論是朝鮮導彈/核問題、美軍駐韓體系，還是台海與東海聯動風險，日本都需要韓國的配合。因此，日本近年來積極推動美日韓安全合作機制常態化，希望把韓日關係從過去“脆弱的雙邊關係”升級為“制度化的安全夥伴關係”。此外，自去年11月高市發表涉台錯誤言論以來，直接導致中日關係深陷低迷，短期內難以走出低谷。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就愈發需要穩住對韓關係，假若日韓關係走低，那麼不僅將加速高市下台的進程，而且會讓日本在東北亞地區被愈發孤立。

所謂“歷史信任有限”是指，日本對韓國始終存在一種“關係不穩定感”。日本方面長期認為，韓國國內政權更替容易導致對日政策劇烈波動。例如，從文在寅時期的強硬路線，到尹錫悅時期的快速改善，再到李在明上台後出現的重新平衡，日本戰略界普遍認為韓國外交存在較強“國內政治化”特征。因此，日本雖然歡迎韓日關係改善，但并未完全建立長期穩定信任。

因此，未來日韓關係雖然大概率會繼續維持改善態勢，但這種改善更多是地緣戰略壓力下的“現實合作”，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全面互信，歷史問題與民族情緒會持續構成日韓關係的深層摩擦點。

4、兩人7個月會面了4次。日韓關係為何回暖？

陳洋：此次回暖并非歷史矛盾化解，而是雙方基於現實利益做出的務實妥協。

首先，地區安全壓力是推動日韓接近的核心因素。當前，朝鮮半島局勢反復、台海風險上升、區域內大國競爭持續升級，日韓都面臨越來越複雜的安全環境。在此背景下，美國不斷推動美日韓安全合作機制化，希望加強東北亞同盟體系協調。對日本和韓國而言，強化溝通與合作，既是回應地區安全挑戰的現實需要，也是穩定對美關係的重要考量。

其次，日韓都重新認識到彼此的戰略價值。日本將韓國視為東北亞安全鏈條中的關鍵一環，而韓國也認識到日本在技術、供應鏈、海洋安全以及對美協調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半導體、電池、人工智能、關鍵礦產等領域，雙方既存在競爭，也高度依賴彼此，因此都希望避免關係持續惡化影響產業合作。

此外，日韓領導層也都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務實姿態。雖然韓國社會內部對日本殖民歷史仍有強烈情緒，日本保守派對韓國也存在不信任感，但雙方政府都認識到，若長期陷入歷史爭議循環，將削弱自身在地區競爭中的戰略空間。因此，雙方希望通過高層互動穩定關係基本盤。

5、此次訪問成果有哪些值得關注的點？

陳洋：高市早苗此次訪問韓國，最值得關注的成果，并不只是會談本身，而是日韓關係正在從“階段性修復”逐漸向“機制化協調”推進。這意味著，雙方已不再滿足於單純維持關係穩定，而是在嘗試建立更長期、更制度化的合作框架。

一來，日韓安全合作進一步深化，是此次訪問最核心的成果之一。李在明與高市重點討論了朝鮮半島局勢、地區安全以及美日韓合作問題。當前東北亞安全環境持續緊張，日韓都越來越重視情報共享、導彈預警、海上安全以及防務協調。此次會晤釋放出的重要信號是：即便韓國政府更強調外交平衡，但在安全領域，日韓合作仍會繼續推進，美日韓三邊協調機制也不會逆轉。

二來，日韓高層互動機制明顯增強，也是此次訪問的重要成果。高市與李在明7個月內已4次會面，說明雙方正努力建立更高頻、更穩定的溝通渠道。這種領導人外交的強化，有助於降低歷史問題或突發事件對雙邊關係的衝擊，也意味著日韓關係正在從過去“危機應對型”，逐漸轉向“常態協調型”。

三來，雙方在經濟安全與供應鏈合作上的協調值得關注。近年來，半導體、人工智能、電池、關鍵礦產等領域已成為日韓競爭與合作并存的重點方向。此次雙方都強調要加強高科技產業鏈合作，避免因政治摩擦再次衝擊經貿關係。這說明日韓都意識到，在全球供應鏈重組和產業競爭加劇背景下，維持穩定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

6、會後公告涉及了歷史遺留問題，這個問題日韓能繞過嗎？

陳洋：很難真正“繞過去”，最多只能階段性“降溫處理”或“技術性擱置”。這其實是當前日韓關係最核心的結構性矛盾。

從此次日韓聯合公告看，雙方雖然繼續強調面向未來合作，但依然提及歷史問題，本身就說明歷史議題已經無法完全回避。原因在於，日韓歷史問題并不僅僅是外交爭端，而是深度嵌入兩國國內政治、民族認同和國家叙事之中。

因此，當前日韓關係并不是“歷史問題已經翻篇”，而更像是“在地緣政治壓力下，雙方暫時把歷史矛盾壓低處理”。這種“功能性和解”能够維持多久，很大程度取決於東北亞安全局勢是否繼續緊張，以及兩國國內政治是否出現新的民族主義升溫。

7、日韓對一些問題的表述，是否有微妙差異？

陳洋：確實存在一種相當微妙的“戰略溫差”。從李在明與高市早苗公開表述的差異，可以看出當前日韓雖然關係回暖，但雙方對地區秩序、對華關係以及東北亞未來結構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李在明強調的是“韓中日合作”、“相互尊重”、“共同利益”，這體現出韓國當前更傾向於一種“區域平衡型外交”思維。韓國經濟對中國市場依賴仍然很深，同時地理上又處於中美大國競爭最前沿，因此韓國不願完全被鎖定進單一陣營對抗。

高市的表述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印太和平穩定”，這是日本近年來安全外交中的核心戰略語言，本質上屬於日本“印太戰略”框架的一部分。雖然高市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國際社會普遍都清楚，“自由開放的印太”背後包含著很強的地緣安全含義，其核心邏輯之一就是強化海洋安全合作、供應鏈重組以及地區安全協調，以應對中國影響力上升。因此，日本更傾向於從“印太安全秩序”角度定義日韓關係，而韓國則更希望從“東北亞區域穩定”角度理解日韓合作。

因此，日韓間的這種“溫差”是真實存在的。它不會立刻影響日韓關係改善的大方向，但會長期影響雙方合作的深度與邊界。

8、中美元首會晤之後的這場日韓領導人峰會，將如何影響東北亞格局？

陳洋：這場峰會反映出東北亞各方都在加強“風險管控”。此前幾年，地區安全局勢持續緊張，美日韓合作明顯強化。但隨著中美元首會晤釋放出“防止局勢失控”的信號，日韓也開始更加重視穩定周邊關係。尤其韓國越來越擔心長期卷入大國對抗，因此在推進日韓合作的同時，也強調韓中日合作與地區穩定的重要性。

此外，這場峰會還可能推動中日韓區域合作重新升溫。李在明公開強調韓中日合作，說明韓國希望恢復東北亞多邊協調機制。在經濟相互依賴仍然很深的背景下，東北亞未來可能形成一種“安全競爭持續、經濟合作并存”的複雜局面。

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和“再軍事化”以及美日韓軍事合作深化，也會繼續加劇地區安全焦慮。尤其若日韓未來在台海、導彈防禦等問題上進一步協調，東北亞安全困境仍可能加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