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因突發主動脈撕裂去世。僅兩天後，該州州長便宣布任命其胞妹64歲的配鏡師達琳·格雷厄姆·諾多內為臨時參議員。按照相關法律規定，達琳於7月14日宣誓就職，將填補其兄長的剩餘任期至2027年1月新國會就職。這一快速任命也得到總統特朗普的公開支持和推薦。

從程序上看，依據美國憲法第17修正案及南卡羅來納州法律的授權，州長有權在參議員席位空缺時指定臨時繼任者，直至特別選舉產生正式人選。因此，面對網絡輿論的汹湧情勢，可以說這一任命來自於法定權力，其實是一種美國憲法框架下用來維持州在參議院的代表權、避免權力真空的常見操作。自2021年初特朗普支持者發動“佔領國會山”事件以來，在因為種種情事而初現裂痕的美國國會中，維持多數黨席位無疑是州長決策的首要現實考量，共和黨選擇一位熟悉格雷厄姆選區事務且政治立場可靠的家人，其實不必大驚小怪。這一操作手法也在客觀上反映出制度對短期政治穩定性的偏好，以犧牲一定程度的競爭性為代價，換取黨派機器的平穩運轉。

然而，在這個流量為王、民主政治高度景觀化的自媒體時代，將尊貴的聯邦參議員席位以近乎“兄終妹及”的方式交到直系親屬手中，還是在輿論中掀起了全球公眾關於“政治世襲”的強烈質疑。

從歷史的視角看，今年恰逢美國建國250周年，回顧其政治發展歷程，由親屬接替公職其實也不失為一種慣例，并且政治家族的出現與壯大發展也屢見不鮮（如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克林頓家族等）。其中尤以“寡婦繼任（widow’s succession）”最為典型，即議員去世後，其配偶往往被任命填補席位，以此作為確保政治穩定的一種過渡機制。據統計，迄今為止已有40餘位國會議員遺孀曾通過繼承亡夫席位的方式進入國會。本次任命中，格雷厄姆終身未婚且無子女，達琳是他最親近的家人，因此，以妹妹繼承的方式取代“寡婦繼任”，其本質是一脈相承的。

這一傳統被移植到現在，性質已然發生蛻變。早期的政治家族至少還披著一層精英政治的外衣，家族成員需要經過長期的政治歷練和選舉考驗。達琳雖長期協助兄長競選，本人在州盲人委員會任職，但此前從未擔任過公職。如今，只因為有一位參議員哥哥，配鏡師可以在一夜之間成為聯邦參議員。政治權力在家族內部流轉，能力讓位於血緣——這就不禁引發公眾關於所謂“麥迪遜式民主”的競爭性和公平性的全方位質疑：儘管是貴族傳統和色彩較為突出的參議院，其職位所體現的民主選舉的“代表性”究竟還剩幾分？

家族政治不是孤立現象，它根植於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深層轉型。政治家族化的背後，是財富的家族化。美國的“世襲”從來不只是權力的世襲，更是資本的世襲。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浪潮拆解了國家再分配能力，放大了資本對政治的支配力。其結構性後果表現為：財富向頂端急劇集中，經濟寡頭通過政治獻金、游說集團等手段俘獲國家政策。政治權力固化為家族財產，經濟權力固化為世襲特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曾尖銳地指出，美國正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出身的重要性遠高於後天努力。政治資本可以轉化為子女的權力資源，精英階層形成自我強化的封閉循環。當權力和財富都開始遺傳，所謂機會平等就成了鏡花水月。

格雷厄姆（央視截圖）

在傳統的資本主義模式下，財富的積累依賴生產性投資和創新，政治權力至少還需要與經濟績效保持某種形式的關聯。但當經濟權力的獲取方式從生產轉向圈佔，通過金融化、壟斷、制度套利而非創造價值，政治權力的分配也必然從競爭轉向繼承，因為繼承是最穩定、最省力的“圈佔”方式。格雷厄姆之死暴露的真空，被家族快速填補，妹妹的接任，恰恰是這種圈佔邏輯在政治領域的自然延伸：參議院的席位被視為一種可以像土地一樣繼承的家族資產。資本主義民主的範式由此發生位移，權力來源從“天賦人權”、選民授權異化為精英圈層的“忠誠分肥”——在代議制美輪美奐的外殼下，資本與家族完成了權力的閉環。

今年年初，華爾街研究機構Citrini Research發佈一部題為《2028全球智能危機》的研究報告，提出全球資本主義制度即將發生“範式相變”，認為繼20世紀70年代金融資本主義“信用大爆炸”之後，新的資本主義形態將湧現出來。不過，根據國際學術界有關“技術封建主義”論題的探討，西方資本主義的下一步可能不是像馬克思和列寧所預見的那樣，會自動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而是出現政治制度的返祖現象，倒退回200年前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推翻的封建社會形態。

依據“技術封建主義”的理論邏輯，科技巨頭不再是單純的企業，而是擁有“雲封地”的數字領主。蘋果的生態系統、亞馬遜的電商帝國、谷歌的搜索王國，它們像中世紀領主圈佔土地一樣，圈佔了我們的數據、注意力和數字生活。其本質，是“利潤”讓位於“地租”，“創新”讓位於“壟斷”。科技巨頭不再靠生產創造財富，而是靠過路費和數字地租坐享其成。更關鍵的是，這些“數字領主”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政治，推薦候選人、資助選舉、影響輿論，將“數字地盤”的權力延伸到現實政治的版圖之中。格雷厄姆妹妹的任命中，特朗普的公開支持被普遍視為影響州長決策的重要因素，而特朗普背後站著怎樣的科技金主和數字聯盟？這恰恰是“數字地盤”與“政治地盤”合流的縮影。

一切都合法，一切都按規矩辦，但普通人的聲音越來越小，決策越來越被少數家族和寡頭把持。正如哈貝馬斯當年警示的“再封建化”，前現代的等級結構和權力形式，借由現代制度的合法外衣重新滲透公共領域。格雷厄姆妹妹接任參議員，之所以引發軒然大波，不是因為違法，而是因為它太“合法”了，合法地完成了自家人接班，合法到讓人看清了一個真相：在“民主”這層窗戶紙背後，權力依然在少數家族和寡頭手中流轉。窗戶紙被捅破了，不是壞事。問題是：看到真相之後，美國人還能否相信，他們真的生活在一個“人人平等”的共和國裡？答案，或許比問題更令人不安。

總體而言，這種“兄妹接任”不是違法或獨特的世襲，而是美國聯邦制下州權行使與實務慣例碰撞的產物。類似情況在美國歷史上反複出現，也常在西方代議制國家引發廣泛討論。公眾的強烈質疑雖未必能立刻改變此次任命結果，但有助於推動對任命審核透明度和競選資金限制的反思，不過，短期內這類現象依然會嵌套在美國既有的政治生態中。

當然，從制度演進的另一面看，形式民主若不能約束實質權力集中，會逐步喪失活力，引發合法性危機。美國制度仍有自我糾錯能力，特別選舉最終取決於選民，媒體監督與司法審查亦可制衡過度裙帶。但若不從根本上改革競選融資、限制家族利益衝突、規制平台權力，這類“世襲”現象只會增多。對觀察者而言，這不僅是對美國政治的個案評論，更是理解當代全球權力演變的窗口。如何重塑開放、競爭且包容的公共領域，將決定下一階段的制度命運。

（本文作者為國際文化學者、特約評論員，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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