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歐洲部分政客重提 “廣場協議” 概念，聲稱人民幣匯率被顯著低估，呼籲歐盟聯合各方效仿 1985 年廣場協議，推動人民幣大幅升值。隨著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臨近，匯率議題被推上多邊議事的風口，西方是否會聯合動用關稅手段施壓人民幣匯率，成為全球市場高度關注的熱點。

回望廣場協議：歷史教訓值得警惕

回溯歷史，1985 年《廣場協議》是美、日、德、法、英五國簽署的多邊約束性文件，核心是多國央行協同干預外匯市場，強制推動日元升值，本質上是主權國家部分讓渡貨幣主權的政府間約定。協議簽署後短短三年，日元匯率從 1 美元兌換 240 日元飆升至 120 日元，升值幅度超 100%，直接重創日本出口製造業。為對沖出口下滑壓力，日本央行持續寬鬆放水，大量資金湧入股市、樓市，催生超級資產泡沫，1990 年泡沫破裂後，日本樓市股市崩盤、企業大規模倒閉，直接導致日本陷入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停滯，被稱為 “失去的 30 年”。如今西方炒作的 “廣場協議 2.0”，就是試圖在 G7、G20 多邊框架下，以關稅制裁作為威懾，迫使人民幣一次性大幅升值 20%-30%，甚至謀求多國協同外匯干預，以此縮減歐美對華貿易逆差。

這裡需要分清兩個完全不同的現實情景：一是復刻歷史的硬版廣場協議，簽署書面協定，明確匯率目標、開展聯合外匯干預，該情景發生概率極低；二是 “廣場話術”式博弈，在國際會議炒作匯率低估論調，搭配行業關稅、多邊外交施壓，口頭要求人民幣升值，這一模式發生概率較高，也將是接下來 G20 會議上的主要博弈形態。

硬版 “廣場協議 2.0” 難以落地的底層邏輯

中外國情差異：中國絕非當年的日本

硬版 “新廣場協議 2.0” 難以落地，首要原因在於當下的中國與上世紀 80 年代的日本，所處的內外環境存在根本性差異。彼時日本在安全外交上高度依附美國，金融市場全面開放、資本自由流動，抵禦外部壓力的籌碼有限。

反觀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始終堅持匯率調整的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堅決拒絕外部政治壓力驅動的一次性大幅升值。以 2026 年市場表現為例，年內在岸人民幣兌美元穩步升值約 3%，全程由國際收支、外貿出口、市場交易等基本面驅動，充分印證我國匯率政策的獨立性與穩定性。我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外匯儲備，對資本流動實施審慎管理，境外主體沒有渠道直接強迫人民幣匯率跳升，人民幣的升值只能來源於經濟基本面與市場交易，不會通過對外簽署協議承諾特定匯率目標。我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產業體系與超大規模內需市場，能夠有效對沖出口波動帶來的衝擊，無需像當年日本那樣依靠大規模貨幣寬鬆對沖出口受挫，從根源上規避資產泡沫膨脹的老路。中國是歐盟汽車、機械裝備、奢侈品、農產品的重要海外市場，2025 年數據顯示，僅德國對華汽車出口額就超 380 億歐元，一旦爆發全面貿易對抗，歐洲本土高端製造出口產業將直接承受巨額損失，我國具備充足的反制籌碼。

位於中國廣西的貿易港口  圖源：新華社

西方陣營內部分裂，難以形成統一施壓同盟

西方陣營內部利益分化嚴重，很難形成統一的對華施壓聯盟。

德國部分政客高調炒作匯率議題，本質是為自身製造業衰退甩鍋，真實產業數據極具說服力：自 2017—2018 年產業峰值以來，德國工業生產累計下滑 16%，製造業年均增長率從 2011—2017 年的 2.2% 跌至 2018—2025 年的 -1.2%，俄烏衝突後歐洲天然氣價格暴漲，德國化工、鋼鐵、高端機械等能源密集型產業成本飆升，本土產業競爭力持續滑坡，這一系列困境均與人民幣匯率無關。歐盟 27 國重大貿易決策需要達成共識，匈牙利、西班牙等部分南歐國家希望拓展對華貿易、吸引中國新能源領域投資，並不認同強硬對抗路線。德國本土汽車、機械製造巨頭也顧慮對華貿易摩擦會損害自身在華商業利益。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也曾公開表示，直接照搬廣場協議並不合適，更傾向開展多邊對話而非強制干預。歐盟內部更容易在電動汽車、光伏等單一產業上出台限制措施，很難落地覆蓋全部中國商品的高額懲罰性關稅。

美國方面態度同樣十分曖昧，國會與華爾街部分聲音鼓吹新廣場協議，但政府層面態度謹慎，美國財政部並未將中國劃入匯率操縱國，僅列入觀察名單。美方清楚強行推動人民幣大幅升值會推高國內通脹，損害美國企業在華利益，並不願意完全站在歐洲的產業訴求之下衝鋒，G7 其他成員國同樣無意深度捲入針對中國的貨幣強制施壓。

多邊規則約束，缺少脅迫匯率的制度工具

依據 IMF 相關規則，各成員國有權自主選擇本國匯率制度，IMF 僅承擔監督評估職能，並不授權成員國使用關稅手段脅迫他國調整匯率；WTO 規則同樣不認可將關稅作為逼迫貨幣升值的工具。當年廣場協議能夠生效，建立在參與國貨幣高度自由可兌換的前提之上，多國央行可以直接入場交易改變匯率水平。而我國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西方國家央行無法通過市場操作推高人民幣，只能寄希望於我國主動調整匯率，這一訴求並不具備實現條件。

“廣場話術” 現實風險：輿論施壓疊加行業貿易壁壘

雖然具備強制效力的新版廣場協議很難成為現實，但 “廣場話術” 包裝下的現實博弈風險仍需高度警惕，即將召開的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就會成為西方開展輿論施壓的重要平台。在 G20、G7 多邊會議中，德法等歐洲國家大概率會拋出貨幣估值相關議題，炒作 “人民幣低估” 敘事，試圖塑造國際輿論壓力，呼籲中國加快市場化升值、擴大內需，即便無法形成約束性決議，也會謀求在會議公報中留下相關表述，完成外交層面的施壓。

在貿易工具層面，全面一刀切的高額關稅概率不高，但針對優勢產業的貿易壁壘落地是最高概率事件，多個落地案例已經印證這一趨勢。此前歐盟已正式落地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對中國新能源車企加徵差異化臨時關稅；針對中國光伏組件、鋰電池、鋼鐵產品持續加碼反傾銷、反補貼壁壘。2025 年中歐貿易數據顯示，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創下 3600 億歐元歷史新高，也是歐盟首次所有成員國均對華出現貨物貿易逆差，歐洲便將產業競爭失利簡單歸咎於匯率問題。後續西方會持續將這類行業關稅作為談判籌碼，附帶提出匯率、產業政策方面訴求，以貿易手段進行敲打，但不會把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作為唯一目標。歐美還會借助 IMF 對外部門評估報告，放大其貨幣估值判斷，開展軟性外交施壓。現實中歐美更期待看到中國市場驅動下的漸進升值，2026 年以來在岸人民幣已經實現約 3% 的升值，這是市場交易形成的結果，而非外部施壓的產物，西方並不一味追求一次性劇烈跳升，更加期待中國主動做出政策調整。

綜合各情景發生概率來看，簽署政府間約束性廣場協議 2.0 的概率不足 5%；G20 發布強硬措辭公報、口頭指責人民幣匯率，概率達到 60%-70%；歐美聯合實施全覆蓋懲罰性關稅脅迫匯率升值概率不足 10%；針對電動車、光伏等產業加碼貿易壁壘，多邊場合炒作匯率問題，概率達到 70%-80%。面對外部雜音，我國應當堅守既有政策框架，堅持匯率由市場供求決定，絕不接受一次性大幅升值，積極參與 G20、IMF 框架下的全球宏觀經濟對話交流，牢牢守住貨幣政策主權。

（本文作者為經濟與地緣政治學者，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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