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稅務總局近日發布公告，明確自2026年9月1日起，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按照“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適用20%的稅率，同時廢止自1994年以來實施的相關免稅規定。這意味著延續三十餘年的一項外籍個人稅收優惠正式退出。表面看，這是個人所得稅領域的一次政策調整，但放在我國利用外資政策不斷調整完善的大背景下觀察，其意義並不僅限於增加多少稅收收入。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國涉外稅收制度正在逐步減少因投資者身份不同形成的稅收待遇差異，外資政策的著力點也在由過去較多依賴優惠政策，轉向更加重視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和制度建設。

從稅制本身看，此次調整首先解決的是不同投資主體稅收待遇不一致的問題。1994年出台相關政策時，我國正處於擴大開放、積極吸引境外資本的階段，資本、技術和外匯相對稀缺，對外籍投資者給予一定稅收優惠具有特定的歷史背景。但這一政策長期延續下來，也形成了境內外自然人投資者在股息紅利所得稅負上的明顯差異。不同主體之間較大的稅負差異，還會客觀上形成稅收籌劃空間。例如，部分投資者可以通過境外持股、返程投資等方式重新安排投資架構，以利用不同主體之間的稅負差異。

更深層的變化在於，中國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已經不同於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吸引國際資本很大程度上依賴成本優勢和優惠政策，稅收減免、土地優惠以及其他要素支持都是地方招商引資的重要工具。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已經形成超大規模市場、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供應鏈配套能力，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產業集群和創新能力也發生明顯變化。跨國企業是否進入中國、是否繼續追加投資，考慮的已不僅是某一項稅收優惠，而是市場容量、供應鏈效率、產業配套、研發能力、人才供給以及政策穩定性等綜合因素。因此，此次政策調整不能簡單理解為“中國不再需要外資”，也不能理解為利用外資政策發生方向性轉變。恰恰相反，中國仍然需要高質量外資，特別是能夠帶來先進技術、現代服務、全球市場網絡和研發能力的長期資本。發生變化的主要是吸引外資的方式，即逐漸減少單純依靠投資者身份給予特殊待遇，更強調通過市場機會和制度環境形成長期吸引力。

那麼，取消免稅是否會增加外籍投資者的實際負擔？答案並不像“0%提高到20%”這麼簡單。許多國家對本國稅收居民的境外所得實行相應的徵稅制度。過去外籍個人在中國取得股息紅利享受免稅，並不意味著這部分所得回到其稅收居民國後仍然完全免稅；此次中國恢復徵稅後，如果投資者符合相關稅收協定以及居民國關於外國稅收抵免等制度安排，其在中國已經繳納的部分稅款可能在居民國得到相應抵免。這意味著，中國境內稅負增加並不必然等於投資者全球最終稅負同比例增加。對於能夠較為充分利用外國稅收抵免的投資者而言，新增實際負擔可能明顯低於名義上的20個百分點；相反，對於來自低稅地區、原先實際享受中國免稅且無法充分利用境外稅收抵免的外籍自然人投資者，稅後投資收益受到的影響可能更加明顯。因此，新規的影響具有較強的國別差異和投資者差異，不能簡單地用20%的名義稅率推算所有外資的實際成本。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庫網站截圖

這也涉及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新規會不會影響外商繼續投資中國？短期看，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影響。稅收本身就是投資回報率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對於由外籍自然人直接持股、利潤分配比例較高或者對稅後收益較為敏感的投資項目而言，取消免稅會降低部分投資者的稅後回報，企業也可能重新評估自然人直接持股、境外公司持股以及利潤留存再投資等不同安排。如果其他條件基本相同，一個經濟體突然減少稅收優惠，理論上當然會對其相對投資吸引力產生一定影響。因此，把此次調整解釋成“對外資完全沒有影響”並不客觀。

但從中長期看，這種影響又不宜被誇大。首先，本次調整直接針對的是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並非對所有外資企業普遍提高企業所得稅，也不是對所有境外投資者統一增加20個百分點稅負。其次，跨國公司的大型對華投資通常以企業法人等組織形式進行，投資決策取決於市場、成本、供應鏈、技術和地緣政治風險等多重因素，個人股東層面的一項稅收政策通常只是其中一個變量。更重要的是，我國當前對外資並不是簡單地“取消優惠”，而是在調整優惠方式。當前外資數據也說明，對這一政策的影響需要作結構性判斷，而不能只看一個稅率。2025年我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70392家，同比增長19.1%，但實際使用外資7476.9億元，同比下降9.5%。進入2026年後，這種“企業數量增加、實際使用外資承壓”的特徵仍然存在。2026年1—7月，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7711家，同比增長4.4%，實際使用外資4383.3億元，同比下降6.2%；與此同時，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1823.1億元，同比增長32.7%，佔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的41.6%。這說明中國吸引外資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簡單的“外資來不來”，而是投資規模、結構和質量正在發生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一項個人股息紅利稅收政策很難成為決定外資流向的唯一變量，但其對投資者預期的影響仍值得關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對外資而言，稅率高低固然重要，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同樣重要。此次政策自2026年9月1日起執行，並同步廢止實施三十餘年的原有免稅規定。對於已經按照原有制度安排長期持股和收益預期的外籍自然人投資者而言，需要一定時間重新調整稅務和投資安排。因此，下一步政策執行中，除了依法徵稅，還需要做好稅收協定適用、外國稅收抵免、存量投資安排等方面的政策解釋，減少投資者因信息不足而產生的不確定預期。從穩外資角度看，真正需要防止的並不是取消某一項優惠本身，而是市場將個別稅收政策調整誤讀為我國外資政策整體收緊。

從更長時期看，此次調整可以看作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由“優惠競爭”向“制度競爭”轉變的一個觀察窗口。過去依靠身份型優惠吸引資本，在特定發展階段發揮過重要作用；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條件變化，更可持續的引資方式應當是讓不同市場主體在更加統一、透明的規則下競爭，同時把有限的政策資源更多用於鼓勵研發創新、擴大再投資以及發展高技術產業等具有明顯外溢效應的領域。對外資而言，中國未來真正能夠形成長期吸引力的，也越來越不是某一項針對特定身份的稅收減免，而是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供應鏈效率以及穩定、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因此，取消外籍個人股息紅利免稅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外資優惠退坡”，更準確的觀察是：中國仍然需要並歡迎外資，但吸引外資的方式正在改變——由更多依靠身份型優惠，逐步轉向依靠市場吸引力、精準政策激勵和制度型開放。

（本文作者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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