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嚴剛：加強國際稅務合作 構建公平營商環境立法會正在審議政府提交的《2024年稅務(修訂)(跨國企業集團的最低稅)條例草案》。此次修訂關乎香港履行國際稅務合作的責任，更是加強國際合作，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的需要。相信通過修訂條例，對於構建公正的營商環境，穩定特區財政收入具有重要意義。
嚴剛議員希望通過相關條例，構建公平的國際營商環境。（立法會網截圖） 在全球數字經濟浪潮下，跨國企業利用稅制差異進行稅基侵蝕與轉移利潤的問題已經達到不容忽視的地步。據經合組織統計，全球每年因稅基侵蝕和轉移利潤造成的稅收損失高達數千億美元，直接威脅到各司法管轄區的財政收入。 香港於2021年7月與超過130個司法管轄區共同承諾落實“稅基侵蝕和轉移利潤”解決方案。該方案明確要求達到一定收入標準的跨國企業集團，須在其營運的每個司法管轄區繳付至少15%的全球最低稅。此舉旨在重塑國際稅收公平秩序，終結無底線的稅率競爭。 若香港未能及時跟進這波全球稅改浪潮，將面臨三重風險：其一，其他司法管轄區將依據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代香港徵收補足稅，直接造成本港稅收流失；其二，香港國際聲譽將受損，可能被國際社會視為縱容不合理避稅，動搖投資者對香港法治環境的信任；其三，在港營運的跨國集團或其成員實體可能遭遇多國重疊徵稅，被迫承擔高昂的合規成本。 而如果此法案得到實施，香港將掌握相關稅收徵管的主動權。根據財庫局測算，自2027/28財政年度起，通過實施香港最低補足稅，每年可為庫房增加約150億港元收入。這筆收入既能強化公共財政實力，更向國際社會釋放信號：香港支持國際稅改，致力構建公平競爭的國際營商環境。 當然，我們亦需正視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戰：首先，在香港的跨國集團或其成員實體須重構全球利潤分配計算模型，升級財務申報系統，這會帶來初期合規成本的增加；其次，稅制銜接需確保萬無一失，任何技術性偏差都可能引發雙重徵稅爭議。再者，本港傳統“簡單低稅制”比較優勢可能被稀釋，亟需培育新的競爭支點。 針對上述問題，政府出台了一些支援措施，例如稅務局設立了專責小組為跨國集團提供技術支援、解答查詢和發布指引，這值得肯定，但還須進一步重視以下工作：一是為相關企業提供實務培訓，簡化行政程式，降低企業行政負擔。二是積極參與國際協調，緊密對接國際標準，確保香港新訂立的規則獲得國際認可，避免重複徵稅。三是強化香港的非稅務優勢，包括發揮香港在法治、金融基建、人才匯聚等方面的傳統優勢，使得香港的綜合競爭力將更為突出。 事實上，全球每年數千億美元的稅收流失數字背後，折射出最深刻的全球性稅務制度困惑。當跨國企業的數字足跡輕鬆跨越國界，當無形資產的轉移在雲端瞬間完成，傳統稅收制度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系統性挑戰。這場靜默的財政革命，本質上是全球化進程中資本流動性與主權國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矛盾。 數字經濟時代，跨國企業構建的“稅收套利空間”已非簡單的制度漏洞，而是演變為重構全球經濟秩序的隱形戰場。微軟將全球90%的知識產權收益轉移至稅率僅12.5%的愛爾蘭子公司，星巴克通過荷蘭三明治架構將歐洲利潤稅率壓至2%，這些經典案例揭示出現行規則的失效本質。 國際稅收規則的碎片化以及地緣政治引致的國際秩序渾濁，加劇了制度套利空間。各國為爭奪稅基推出的單邊數字服務稅、專利盒制度等差異化政策，客觀上形成了制度競爭的“逐底競賽”。加密資產和智能合約的普及正在改寫利潤轉移的遊戲規則，有區塊鏈企業通過分佈式自治組織在開曼群島建立“虛擬總部”，其智能合約自動將收益分配至多個離岸實體。這種架構使稅務機關甚至難以鎖定法律意義上的納稅主體。 全球稅收體系的重構，本質上是對數字時代價值分配規則的重新定義。真正可持續的解決方案，需要在技術創新、制度重構和全球治理之間尋找動態平衡點。本次條例修訂是香港對接國際規則的重要舉措。通過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稅務生態，既能增加特區財政收入，又可為跨國集團創造確定性營商環境。期待香港在全球稅改浪潮中搶佔先機，繼續擔當聯通世界的國際樞紐，以清晰簡單的稅制，吸引國際資本市場的青睞。 （本文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梁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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