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高松傑：“612基金”上訴被駁回，任何籍口都不能凌駕法律9月3日，上訴庭駁回“612人道支援基金”一案中，陳日君、吳靄儀、許寶強、何秀蘭、何韻詩五名信託人的上訴，維持他們因沒有在指明時限內為“612基金”申請註冊或豁免註冊社團而罪成的原判。這個結果值得慶賀，但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法庭審視的從來不是所謂“人道支援”的包裝，而是基金的實際運作和相關法律責任。 五名信託人曾辯稱，“612基金”組織鬆散，沒有階級制度、章程和規則，因此不屬《社團條例》下的社團。然而，若這種說法成立，將會造成極壞先例。難道任何具有政治目的、公共影響力及資金操作的組織，只要刻意不設章程、不列架構，便可逃避監管，令法律形同虛設？事實上，“612基金”有信託人、有秘書、有公開籌款、有龐大支出及資助安排，並以基金名義支援大量黑暴時期的案件，明顯並非零散的私人互助，而是一個具持續性、組織性和公共影響力的運作體系。上訴被駁回，正正說明它不能以“人道”之名逃避依法註冊的責任。 而且，“612基金”的帳目一直混亂不清、資金流向不透明。翻查資料，該基金早於2020年已籌得超過1.6億元，當中法律費用資助達5,300多萬元；而由基金成立至2021年5月底，累計總收入及總支出均超過2.3億港元。如此龐大的金錢流動，理應清楚交代款項批予何人、金額多少、按甚麼準則批出，以及相關法律費是否合理。可是，基金只是以法律費、保釋金等大類項目交代支出，未見完整明細，公眾自然有理由質疑當中是否存在利益輸送或熟人網絡。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尤其是，基金曾推出“第二位大律師資助計劃”，讓已獲法援的被告再增聘第二名大律師。這項安排究竟是否真正必要？是否真的是以被告利益為先？還是變相製造更多法律費用，令個別法律界人士得益？當基金一方面呼籲市民繼續捐款，另一方面大量款項流入法律服務市場，社會難免追問：這究竟是人道支援，還是有人借政治案件吸金？ 事實上，有不少律師和大律師都被指以“義務”之名收費。有報道指，警方國安處調查期間，發現有人涉嫌直接收取專業服務費，亦有人聲稱義務代表被告，實際卻收取基金款項。若情況屬實，這不只是收費問題，更是誠信問題。律師和大律師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環，對法庭及公眾負有特殊責任；若有人以“義助”包裝收費，勢必損害市民對法律專業的信任。 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曾就涉及“612基金”個案的相關律師及大律師進行專業失德投訴調查，但結果卻未能令人滿意，部分相關律師只是收到指責書、遺憾信或“良好執業”勸喻信，亦有投訴最終被裁定不成立。如今法庭已裁定“612基金”沒有依法註冊，信託人的上訴亦被駁回，這些被指涉事的法律界人士，是否真的完全沒有專業失當？不言而喻。 “612基金”以所謂“人道支援”騙取支持者的金錢，又以所謂“關愛”欺騙被捕人士的信任，並被質疑有人從中謀利。法治社會不能容許任何組織藉政治立場或道德包裝凌駕法律，更不能讓公共捐款在缺乏監管下運作。“612基金”雖已停運，但財務賬、誠信賬和法治賬仍未算清。唯有徹底檢視其運作漏洞並追究相關責任，才能避免有人再以“人道”之名逃避監管，損害香港法治和市民信任。 （本文作者為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陽江市政協委員、河南省青聯港區常委）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黃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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