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近日發布《2026年全球創新指數》百強創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廣州”集群繼去年首次登頂後，今年成功蟬聯全球第一，領先第二位“東京—橫濱”1.1個百分點、第三位“聖荷西—三藩市”3.3個百分點。這一結果再次確認了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領先地位，也為觀察中國創新體系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樣本。筆者認為，這一成績絕非偶然的排名波動，而是大灣區在制度協同、資本生態與產業轉化之間形成了獨特良性循環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集群的持續領先揭示出一種有別於傳統矽谷模式的“大灣區創新範式”，其經驗與挑戰同樣值得深入剖析。

（圖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數據背後的結構性躍升

從《全球創新指數》的三項核心指標來看，“深圳—香港—廣州”集群在過去五年間貢獻了全球9.2%的專利申請、2.5%的科研論文和3.1%的風險資本交易宗數，三項數據均較2025年有所提升。表面上是百分比的微幅增長，但放在全球創新活動總量持續擴張的背景下，這種“份額提升”意味着集群的創新產出增速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呈現出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

筆者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專利申請佔比（9.2%）與科研論文佔比（2.5%）之間近四倍的落差。這一方面反映集群高度偏向應用型、產業化創新，與深圳作為全球硬件創新與科技產業重鎮的基因一致；另一方面也提示基礎研究的相對薄弱，仍是制約集群從“應用創新中心”邁向“原創科學中心”的關鍵短板。香港具備世界級大學與基礎科研能力，如何透過河套、新田科技城等平台將上游科研能力有效注入集群的創新鏈，將是未來能否突破“9.2%與2.5%落差”的決定性因素。

香港的獨特角色：從金融中心到創新催化器

香港在集群中的角色歷來備受討論。傳統觀點認為，香港缺乏大規模製造業與科技企業，在創新集群中更多扮演“資金通道”而非“創新源頭”。但此次排名中風險投資的優秀表現，恰恰突顯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將創新意念轉化為落地成果的獨特能力。香港私募基金市場管理資產規模接近2,500億美元，亞洲排名第二；港投公司投資組合淨內部回報率達14%，引資效應達1：8以上；2025年首八個月IPO集資額高達3,424億港元。這些數字共同勾勒出一個高度活躍的資本生態。

筆者認為，香港的貢獻遠不止於“提供錢”。其真正的不可替代性在於三點：第一，普通法體系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投資者信任，使跨國資本敢於投、願意留；第二，自由開放的資金流動與聯繫匯率制度，令其成為連接中國內地創新資產與全球資本市場最有效率的轉換器；第三，特區政府近年推動的“專利盒”稅務寬減、知識產權融資沙盒等制度創新，正在補上“知識產權變現難”這一長期困擾科創企業的環節。一個值得注意的信號是，知識產權融資沙盒於2025年12月推出，其試點行業特別鎖定科技行業，若運作順暢，將有望打破銀行對無形資產抵押的保守慣性，為輕資產的初創與成長型企業開闢全新的債務融資渠道。筆者認為，這項措施若能與港交所的改革相互配合，香港可望發展出亞洲獨有的“知識產權金融”競爭力。

政策成效與隱性挑戰

特區政府近年創科政策力度空前：初創企業數量從2015年約1,500間躍升至2025年逾5,200間，科學園與數碼港合共培育出約20家獨角獸；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及“創科加速器先導計劃”形成全鏈條資金支持；河套香港園區於2025年12月開園，已有逾百家企業簽約進駐；新田科技城公司亦已成立，推動210公頃創科用地發展。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進展。

然而，筆者必須指出，政策數量的增長並不能自動等同於創新質量的提升。當前最需要警惕的是“硬件先行、軟件滯後”的傾向。河套與新田的樓宇可以快速興建，但跨境數據流動、生物樣本過境、科研設備免稅共用、人員簽證便利化、知識產權跨境確權與執法等“制度基建”，涉及中央與粵港澳三地的複雜協調，推進速度往往不及預期。若制度創新跟不上物理空間建設的節奏，園區可能淪為普通的科技地產項目，而非真正的一流創科樞紐。

另一個深層挑戰在於集群內部的競合關係。“深圳—香港—廣州”作為一個跨越三個關稅區、三套法律體系、三種貨幣的集群，其協同效應恰恰源於差異性，但差異性也意味着協調成本高昂。深圳的產業轉化能力、香港的國際金融與基礎科研、廣州的製造業腹地與高校資源，理論上互補性極強；但現實中，三地在爭奪人才、企業落戶、甚至排名話語權上仍存在微妙競爭。筆者認為，未來集群能否持續領先，關鍵不在於某一城市的單點突破，而在於三地能否建立起常態化、可預期的利益分享與協同機制。河套園區“一區兩園”模式若能真正打通，將是可複製的樣板；反之則可能加劇內耗。

從排名第一到規則引領

蟬聯全球創新集群第一，固然值得欣喜，但筆者認為，大灣區更應該思考的下一個命題是：如何從“創新產出的數量高地”走向“創新規則的制定者”。目前集群的優勢仍主要體現在PCT專利申請量、風投交易量等規模指標上，但在全球創新治理、技術標準制定、開源生態影響力、新興領域（如人工智能倫理、綠色科技認證、數據治理）的規則話語權上，仍與矽谷集群存在明顯差距。真正的世界級創新集群，不僅是專利與資本的集聚地，更是定義未來技術方向與商業規則的思想源頭。

香港在這一進程中可以扮演特殊角色。作為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國際城市，香港有條件在知識產權保護、跨境數據規則、國際爭議解決等方面，探索出既符合國家利益、又能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安排。若能善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彈性，香港完全可能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創新治理的“規則實驗室”，為大灣區集群注入矽谷模式所不具備的制度創新動能。

五年規劃與北部都會區：集群升級的新引擎

筆者認為，隨着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將於9月16日正式公布，北部都會區建設全面提速，香港發展及大灣區建設將迎來更大的協同效應。北部都會區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平台，其規劃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土地與基建思維，而是以創科產業為核心驅動力，與深圳的科技產業帶形成“一河兩岸”的創新走廊。若能將河套合作區、新田科技城與北部都會區的整體規劃有機銜接，香港將從過去被動的“資金通道”角色，轉型為主動的“創新空間供給者”和“產業生態建構者”。筆者認為，五年規劃的出台，意味着香港的創科發展從零散的政策措施升級為具備系統性和延續性的戰略部署，這對於吸引長期資本、穩定企業預期、深化跨境合作都具有指標性意義。北部都會區的提速，也將為“深圳—香港—廣州”集群提供更充裕的產業用地和更完整的成果轉化鏈條，進一步鞏固集群的全球領先地位。

“深圳—香港—廣州”集群蟬聯全球第一，是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與創科資金生態的客觀肯定，也是國家科技強國戰略在大灣區落地見效的縮影。筆者認為，這一成績的意義不僅在於排名本身，更在於它證明了一種融合“中國市場縱深＋香港國際規則＋深圳產業效率”的複合型創新模式，具備在全球頂級競爭中持續勝出的潛力。但排名從來不是終點，而是對下一步的更高要求。當集群的物理載體加速成型、資金供給日益充裕之後，真正的考驗將回歸到制度創新、原創科學供給與全球規則參與這三塊“硬骨頭”上。大灣區若能在這些領域取得突破，未來就不只是蟬聯第一，而是有機會重塑全球創新集群的競爭邏輯本身。

（本文作者為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陽江市政協委員、河南省青聯港區常委）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