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中國有句俗語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意在形容新上任者為了樹立威信或者展現改革決心，採取了一系列引人矚目的新舉措。如今，這句話放在高市早苗的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不過她的這個“火”，是“引火上身”的“火”。

　　從10月4日當選日本首相、10月22日正式成立內閣，高市早苗真正上任其實也就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可是這短短30天裡，她的言行堪稱日本歷任首相中的“獨一份”，不僅突破外交底線，更一句話直接讓持續回暖的中日關係迅速降溫至冰點。

　　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公然拋出驚人言論，宣稱“台灣有事”可能是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這番荒謬的表態引來中方的強烈抗議，並在國際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

　　為什麼高市剛剛上任就突破了底線？這番越界言論背後藏著怎樣的政治考量？她口中的“存亡危機事態”是什麼？本期《通說環球》讓我們為你解析。

　　【高市早苗說了什麼？】

　　我們先帶大家來捋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

　　11月7日，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審議中，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眾議員岡田克也就所謂“台灣有事”在什麼情況下構成“存亡危機事態”，追問高市早苗。

　　【同期】日本立憲民主黨眾議員 岡田克也

　　如果中國對台灣海上封鎖，您發言稱這可能會演變成“存亡危機事態”，但是您當時是認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演變成“存亡危機事態”？

　　而高市接下來的回答直接讓輿論“炸開了鍋”。

　　【同期】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

　　實際上，如果是所謂戰爭狀態下的海上封鎖，並且無人機也在飛，發生了各種各樣的情況，我認為這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設想所有事態，設想最壞的事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真的發生了武力攻擊，這有可能就屬於“存亡危機事態”。

　　簡單來說，高市所說的，“台灣有事”或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是什麼意思，言外之意就是說，日本可能會武力介入台海。

　　過去，日本的歷任首相其實都會被問到相似的問題，但答案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不外乎就是“具體情況具體研判”“不能預設情境”“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關注台海和平穩定”等這類模糊表態。

　　就連推動“台灣有事”最積極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也只有在卸任後才發表相關言論，但也沒有明確提出日本軍事介入的具體場景。可以說，“模糊化”是日本歷屆政府對台灣問題的一貫做法，而高市政府直接掀桌了、攤牌了，成了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第一位在正式場合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相關聯的在任首相。

　　這句表態有多嚴重？我們一起來看看日本各界的反應就知道了。

　　在國會上提出這個問題的議員岡田克也聽到高市的回答後，第一反應是：這下完蛋了。他立即質疑她這番言論是否過於輕率。

　　【同期】日本立憲民主黨眾議員 岡田克也

　　（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我當時也吃了一驚，心想“這下要完蛋了”，再接著深入問下去的話，會造成難以挽回的狀況。

　　日本立憲民主黨眾議員

　　另外有三位日本前首相先後對高市早苗的挑釁言論發出警示。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電台節目上對高市早苗涉台言論表示反對。

　　【同期】日本前首相 石破茂

　　在台灣問題上，中國一貫主張這是中國的內政，歷屆日本政府一直在避免發表類似“如果出現某種情況就會這樣做”的決定性言論。

　　另一位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先是在社交平台發文稱，台灣就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日本不應該干涉。隨後在一位自媒體博主發出的視頻中，他的回應更是露骨。

　　【同期】日本前首相 鳩山由紀夫 

　　人們常說，越小的狗越會叫。叫得越響，越容易給人一種強大的印象，而對此產生的期待就越多，但它終歸不是大狗。不過，現在的日本社會似乎更傾向那些叫得響亮的人。於是，高市女士自然就在這樣的風氣中被推選為首相。

　　立憲民主黨黨首、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對於高市的言論“深感震驚”，16日在黨內會議上批評高市涉台表態“言論越界，導致日中關係陷入非常嚴峻的局面，相當輕率”。日本社民黨更指其違反和平憲法，呼籲立即撤回。

　　日本《社會新報》則表示：“高市作為首相的存在本身才是日本的存亡危機。” 

　　國際上對於高市早苗的言論也反應強烈。11月17日，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重申，聯合國對台灣地位的立場遵循1971年第2758號決議沒有改變，並強調各會員國應遵守《聯合國憲章》。

　　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了多位外國學者和前政要，大家對於高市的一句話引發的中日關係變化表示擔憂。

　　【同期】第11任美國駐華大使，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前主席 Max Baucus

　　如果她意識到她對台灣的評論有失尊重，也許她應該後退一步。

　　【同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趙明昊

　　高市首相似乎是出於一個是國內政治的需要，另外就是推動日本軍事政策進行轉型的需要，開始炒作所謂的台灣問題。2022年美國當時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以後，中國做出了很多的強有力的反應，在這種背景之下，高市政府居然還在這個問題上發出這麼錯誤的信號。她的言行是在中日兩國元首近期剛剛在韓國舉行了面對面磋商的情況下做出的，那麼這就更惡劣了。

　　針對高市的這番謬論，中方隨即展開了罕見的高強度、多層次的反擊，外交調門逐日升級。中國外交部和教育部相繼發出對日本的“旅遊警示”和“留學預警”。與此同時，中國海警1307艦艇編隊在釣魚島領海內巡航，黃海中部連續三天都有實彈射擊。

　　11月13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11月14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奉示約見日本外務事務次官。這裡大家要特別留意“奉示”這個詞，所謂“奉示召見”，也就是“奉指示召見”。在中國的外交體系中，這一表述十分罕見。檢索官方網絡公開信息後我們發現，在中日之間，這個詞是首次出現。而連續兩次“奉示”召見和約見日方官員，無疑是中方最嚴厲的抗議形式。

　　【“台灣有事論”與“存亡危機事態”】

　　需要釐清的是，高市早苗所說的“台灣有事論”和“存亡危機事態”是兩個概念，但二者並非孤立存在。簡單來說，這是日本右翼勢力為突破軍事束縛、介入台海事務精心構建的 “法理-戰略”捆綁體——前者是製造“危機”的藉口，後者是動用武力的“法律外衣”。

　　-“台灣有事論”：根植於殖民記憶的野心

　　“台灣有事論”的根源，是日本保守派心中根深蒂固的“台灣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的扭曲認知。

　　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陸軍之父、後來做過首相的山縣有朋曾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理論，將朝鮮半島和台灣定義為日本的核心利益線，將台灣視為“永固皇國南門”的戰略要地。日本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挑起了甲午戰爭，通過1895年《馬關條約》奪取台灣和澎湖列島，實施了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

　　雖然1945年日本戰敗後，《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確規定台灣歸還中國，但殖民歷史在日本保守勢力中留下了扭曲的“台灣情結”。

　　二戰後，日本國內保守派持續與台灣地區保持著“非官方聯繫”，政壇長期存在著一個親台反華的“台灣幫”。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和他的胞弟佐藤榮作都是“台灣幫”的重要人物。岸信介就曾與美國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將台灣問題與日本國家安全明確掛鉤。

　　安倍晉三則繼承了其外祖父的政治基因，成為“台灣幫”的要員，在其卸任後不久，於2021年12月首次明確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為軍事介入台海埋下伏筆。作為安倍悉心培養的接班人，高市早苗繼承並進一步明晰這一論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國際政治學者、日本問題專家郭麗向香港中通社指出，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印記，也對日本的對台心理刻下了深深的宗主國印痕。日本右翼勢力始終將台灣視為“帝國遺產”，部分政客甚至美化殖民歷史，聲稱“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榮光”，這種扭曲的殖民記憶成為其干涉台海事務的心理基礎。

　　-“存亡危機事態”：突破軍事束縛的藉口

　　“存亡危機事態”這一關鍵詞，同樣源自安倍晉三的政治操作。

　　2015年9月，在民眾的強烈抗議聲浪中，日本國會強行通過了安倍晉三政府提交的新安保法案，核心目的就是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一舉措直接突破了日本憲法第9條劃定的紅線。這條憲法明確規定，“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不承認交戰權”，長期以來，負責憲法解釋的內閣法制局始終堅持“禁止集體自衛權”的立場。

　　而安倍晉三靠著自民黨在參議院的議席優勢，強行推動新安保法案通過。

　　該法案規定，在“存亡危機事態”之際，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而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的定義是這樣的：“與我國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因此威脅到我國的生存，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國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明確的危險事態。”

　　事實上，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就是為日本突破戰後的軍事束縛的“敘事”準備，說白了，就是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說辭嘛。縱觀歷史，他們其實不只一次這樣做。

　　在歷史上，日本曾多次使用類似“存亡危機”的藉口發動對外戰爭，例如：1894年以“朝鮮內亂危及日本安全”出兵朝鮮，挑起甲午戰爭；1904年宣稱俄國遠東擴張“威脅日本生存”，偷襲旅順港引發日俄戰爭；1931年製造柳條湖事件，以 “滿蒙安全受威脅”侵占中國東北；1937年借盧溝橋事變，以“中國軍隊挑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將美英中荷組成的“ABCD包圍圈”渲染為“致命威脅”，偷襲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

　　正是由於日本這些“似曾相識”的說法和做法，才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對於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說辭高度警惕，發起強烈反制。

　　【高市早苗 何許人也？】

　　為何高市早苗剛上任就“搞事情”？答案或許就藏在她深植於日本保守主義土壤的政治背景中。

　　她的政治生涯始終與安倍晉三緊密綁定。她能從普通議員走到今天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靠安倍的提攜，有媒體把她稱為安倍的“政治門生”。

　　耳濡目染之下，高市在歷史認識、修憲擴軍、涉台政策等問題上的立場與安倍一脈相承，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頻繁參拜靖國神社；要求廢除和平憲法中“放棄戰爭”條款，以及改自衛隊為“國防軍”；主張大幅增加防衛費，讓日本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在涉台問題上，高市也早就劣跡斑斑。除了鼓吹“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今年4月她作為國會議員竄訪台灣期間還鼓吹“日台強化安全合作”，打造“准同盟關係”。10月底在APEC會議上，她公然與台灣當局人員會面，並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和照片。

　　在高市的晉升道路上，有兩件事堪稱她向保守陣營“表忠心”的關鍵操作，徹底奠定了其右翼核心的政治地位。

　　第一件事是參拜靖國神社。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右翼勢力及國內保守陣營中，參拜靖國神社被視為一種重要的政治信號。2007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希望改善與中韓等鄰國的外交關係，與16位內閣大臣均表示不會在8月15日的日本投降紀念日前往靖國神社，其中就包括高市早苗。

　　然而沒人參拜，安倍政府會因集體迴避而導致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不滿。這種情況下，高市早苗主動“站了出來”——她是當年安倍內閣唯一一位在該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的大臣。自此之後，高市就成了靖國神社的“常客”。

　　第二件事更讓人瞠目結舌，即公然踐踏“村山談話”。

　　“村山談話”是前首相村山富士在日本投降50周年之際，承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害和痛苦。這是日本政府對戰爭歷史的正式道歉聲明，也是戰後日本與亞洲鄰國修復關係的重要基礎。

　　而安倍晉三上台之後，一直試圖淡化日本的戰爭罪行。2013年，作為自民黨政策研究會委員的高市早苗，直接呼應安倍的訴求，建議發表一份新聲明，以“安倍談話”取代“松山談話”，敦促日本重新審視過去為戰時行為所做的道歉，試圖為日本的侵略歷史“翻案”。

　　由此可見，高市早苗變“搞事早苗”絕非一時衝動，而是其長期政治立場的集中爆發，是為鞏固自身權力、貫徹保守派議程而策劃的政治動作。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也是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和不可逾越的紅線。

　　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妄圖以“台灣有事論”和“存亡危機事態”為幌子，突破軍事束縛、干涉中國內政，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會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也會引發國際社會的警惕與抵制。

　　今年1-9月，日本對華實際投資增55.5%，中國赴日遊客達749萬——這些數據承載著日本民眾切身利益。中國發出旅遊警示、航司暫停赴日航班後，日本多家旅遊相關企業股價應聲急跌。BBC援引經濟學家的觀點認為，訪日中國旅客可能下降60%，更可能引發中方稀土出口管制和對日本產品的抵制，讓2025年第三季度已收縮0.4%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看吧，高市早苗的一句話最終卻讓無數日本民眾買了單。這樣下去，相信高市早苗定會為此付出代價。所以，愛搞事情的高市早苗與其在政治上挑事，不如回歸務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中日關係大局，才是守護日本民眾福祉的正道。

　　記者 王少喆 陈烁 申金女 塗悅清 香港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