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丁松泉：香港五年規劃開闢一體多元發展的新範式9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佈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規劃，是香港一國兩制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發展規劃，深度參與中國經濟雙循環，又發揮香港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優勢，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極的創新源和核心引擎，創造中國一體多元發展的新範式。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在全球經濟競爭的背景下，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美國和歐洲的各國政府越來越多地規劃產業發展和政策制定，中國目前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優勢是國家前瞻謀劃的結果，充分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重要意義。中國台灣地區國民黨執政時期，曾經對科技園區和產業發展進行前瞻規劃，才成就了今天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產業及引以為傲的台積電。根據現實制訂發展規劃，越來越受到全球各經濟體的重視，雖然制訂規劃與政策的方式、形式不同，邏輯與原則是一致的。 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不斷，文化燦爛輝煌，其成功的核心密碼在一體多元的發展，主體族群與其他多元族群建立起大一統的國家，而多元族群不僅多元發展，也融入大一統中國，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繁榮。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一體多元發展的概念，原意是指多元族群相互融合，形成中華民族的一體發展。我們借用費孝通的概念，雖然不論族群，但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區的發展，猶如大一統國家下的新的元素，參與到一體多元發展進程中。 一國兩制不同於歷史上族群意義上的一體多元，但有異曲同工之妙，它賦予中國傳統一體多元發展模式以新的涵義，新的意義。一國乃大一統的國家，香港也在這大一統的國家內，它雖然不是少數族群，但由於歷史發展與大陸主體部分的不同，形成與大陸社會主義制度不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與生活方式，在與大一統國家協同發展的同時，可以按照自身的經濟社會制度和條件，走更加靈活開放的發展之路。這既享受大一統之紅利，又享受多元發展路徑的紅利。這次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便是一體多元發展的創新，是一種新的範式。 曾經殖民香港的大英帝國，不僅失去了往日的榮光，最近連本土也面臨分崩離析之風險，三位地方首席部長商量著尋求獨立公投的權力，試圖從聯合王國之中分裂出去，雖想避免在統一在聯合王國下的不自由和利益不平衡，也將失去聯合一體國家的諸種優勢和統一紅利。可以預期，一旦聯合王國出現分裂，或走在分裂之路上反復拉鋸折騰，別的暫且不說，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被香港超越，畢竟目前也僅差一分而已。 回顧20多年來，香港與內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關係，經歷了一場深刻的重塑。它從早期“前店後廠”的製造業分工，演變為今天在金融、創科、貿易等多領域“雙向賦能”的複雜系統。香港依託其國際化優勢，與內地完整的產業鏈、龐大的應用場景和快速迭代的創新鏈形成互補，在國家發展全局中放大“香港所長”，并完成自身經濟的轉型升級。 一是制度型開放，向“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升級。2003年，香港與內地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奠定了香港與內地經濟聯動的制度基石。這一具有“一國兩制”特色的自由貿易協議，不僅讓香港製造產品以零關稅進入內地，更關鍵的是在服務貿易領域對香港基本實現自由化，開放部門達153個，占世貿組織全部服務貿易部門的95.6%。CEPA的意義超越了簡單的關稅減讓，它率先對港澳投資者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為內地服務業對外開放進行了壓力測試和有益探索。在這一制度框架下，香港的角色從早期的“中間人”向“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升級，內地企業手握產業鏈和製造能力，香港則提供國際化營商環境、普通法體系、自由金融市場和全球聯繫網絡，實現“1+1＞2”的協同效應。 二是成為離岸人民幣樞紐。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推動“離岸與在岸協調發展”，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2004年香港銀行開始試辦個人人民幣業務，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出，香港從單向現鈔回流轉變為雙向資金流動的離岸中心。此後，各類互聯互通機制相繼落地，將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從貿易結算拓展至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交易。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數據，截至2026年2月，香港人民幣存款達1.2萬億元人民幣，較2010年增長約11倍；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占內地人民幣結算對外貿易的絕大部分份額。本次《規劃》中，香港將強化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人民幣資金安排額度擴至5,000億元。 它為內地資本賬戶的漸進開放提供了風險可控的“試驗田”和“防火牆”，同時讓香港成為境外投資者配置人民幣資產的第一選擇門戶。香港的國際化法治與監管環境，使其能够承接內地金融改革釋放的政策紅利，并將之轉化為全球市場參與人民幣業務的通道。 三是創科協同範式成型。香港的優勢集中在基礎研究與國際聯繫，深圳、東莞等灣區城市則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快速迭代的工程能力和龐大的應用場景，兩者的結合，正在形成“香港研發轉化、內地量產、全球市場”的跨國供應鏈與創新鏈路徑。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這一範式的集中體現。香港園區採用“科研+中試”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製造等前沿賽道，兩地園區發揮比較優勢，共同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2026年，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在浦東設立長三角中心，與長三角國創中心共建聯合創新中心，形成滬港雙樞紐布局，將香港的國際化科研平台與應用研發、國際驗證能力，與長三角的產業基礎和創新活力對接。這標誌著香港的創科協同功能已超越灣區地理邊界，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國際轉接口”。 四是發揮貿易與投資紐帶作用。貿易與投資一直是香港與內地經濟聯動的基本盤。香港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貿易值從1997年的4208.7億元增長至2025年的2.6萬億元，年均增長6.7%，經深圳口岸的進出口占比超過七成。在投資領域，香港長期保持內地最大境外投資來源地和境外投資目的地的地位，這種雙向投資的體量，使香港成為內地與全球資本之間最粗壯的管道。 展望未來，在香港第一個五年計劃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對接背景下，香港與內地在這些領域的雙向奔赴有著更強勁的動力，還可以進一步深化和提升，鑄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經濟增長極，并使香港成為這個增長極的核心引擎。 （本文作者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學者、資深時事評論員。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錢林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