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美伊，“中國式調解”為何受歡迎？香港中通社5月7日電（香港中通社記者 崔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6日在北京會見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齊。這是美以伊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外長首次訪華。王毅在會談中表示，全面止戰“刻不容緩”，“堅持談判尤為重要”，呼籲盡快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2026年5月6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舉行會談。圖源：中國外交部 會談後，阿拉格齊在社交平台用中文發帖稱，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為促和止戰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戰後地區新架構。 從促成沙特與伊朗的歷史性和解，到推動柬泰邊境爭端降溫，再到持續斡旋當前的美以伊戰事，為何越來越多的國家在陷入衝突僵局時，轉向中國尋求斡旋？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雲7日接受香港中通社採訪指出，這是國際社會對和平新路徑的渴望與中國獨特調解模式相結合的必然結果。 對於此次伊朗外長訪華，張雲首先注意到，有國際媒體報道分析稱，中國在特朗普訪華前介入直接衝突方調解，是為了增加對話籌碼。張雲認為這是一種誤解。他指出，自今年2月底以來，中國通過元首外交、外長通話、多邊協調等多渠道，與衝突相關各方保持了密集溝通，為政治解決積累了信任。因此，伊朗外長訪華是中方持續“勸和促談”工作水到渠成的體現，而非針對特定外交議程的倉促安排。 至於中國為何成為受歡迎的“調解員”，張雲認為，一方面是國際社會對超越武力與單邊制裁的和平解決方案需求上升。另一方面是中國作為世界性大國的信譽度在不斷積累，且中國調解所依賴的資源和方式，與美國傳統調解模式有所區別，效果也有所不同。 他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主導的調解往往依賴其軍事同盟體系、海外駐軍和懲罰性威懾來施加壓力，這種方式可能催生“速成”協議，但常常因缺乏內生動力而脆弱易碎。中國的調解影響力則建立在經濟紐帶和道義合法性之上。“一帶一路”倡議強化了多區域與中國的經貿與物流聯繫，中國成為伊朗、沙特等海灣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中國也是唯一一個沒有卷入戰火和軍事衝突的大國，為其參與和主導國際調解提供了合法性。 “無論是中東國家，還是東南亞鄰國，他們找到中國，都是因為與之有經濟紐帶、社會聯繫和政治互信，願意把中國視作將主持正義與實際利益相結合的調解方。從效果上看，近年來，中國促成了沙特與伊朗關係正常化，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各派和解，促進柬埔寨與泰國邊境爭端調解等，效果都相對穩固。”張雲說。 談及“中國式調解”的深遠意義，張雲認為，當下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多邊主義體系和國際法精神遭到嚴重衝擊，中國通過成功的斡旋和調解實踐，增強了各國對多邊主義和國際法權威的信心，對全球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完） 【編輯：彭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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