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楊流昌：有感於迪布維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22年，美國經濟學家菲力浦·迪布維克，因在銀行與金融危機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貢獻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迪氏與中國淵源頗深，2008年起受聘為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2010至2021年兼任該校金融研究院院長，在大陸學界深耕長達十年。他本人亦頗有“中國情結”，常穿唐裝、拉二胡，是一位廣為人知的“中國通”。
美國經濟學家菲力浦·迪布維克資料圖。（圖源：西南財大金融研究院）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迪氏獲獎時已不是西南財大教授。他與西南財大的十年合作，因校方不再續聘而終止，網上甚至有傳言稱是“績效考核未達標”所致。西南財大雖在引進國際人才方面邁出了可貴的一步，卻未能趁勢將這位深耕十年的學者，以學校教授身份送上諾獎領獎台，這不得不說是一大遺憾，也是西南財大乃至大陸人才機制中值得反思的悲哀。 從兩岸學界角度看，這一案例至少揭示了三個值得深入檢討的問題： 其一，大陸學術界對國際頂尖專才的評價標準存在短視之弊。迪氏最大學術貢獻：1983年提出的Diamond-Dybvig銀行擠兌模型——是他40年前完成的研究成果，其學術價值經得起時間檢驗。然而西南財大僅以“任務目標未完成”或“績效不達標”為由不再續聘。這類以短期論文發表量、科研經費額度為核心的量化考核，顯然難以衡量真正的大師級學者。兩岸學界對此應有清醒認識，在引進外籍專才時，更應看重其長期的學術積累與思想引領能力，而非僅以短期產出論英雄。 其二，大陸方面需善用“柔性引才”策略，建立更靈活的合作機制。值得注意的是，迪氏在西南財大並非全職教授，而是每年僅在校任教兩三個月，其主職仍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換言之，西南財大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獲得了諾獎級學者的指導與合作，這一模式本身，是有價值的嘗試。問題在於，當學校因疫情等原因調整合作策略時，未能妥善處理，最終導致雙方的“諾獎緣分”戛然而止。 其三，兩岸三地其實藏龍臥虎，港台地區同樣擁有大批優秀人才。 香港的大學在國際化引才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等機構也在金融、經濟等領域，培養了許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學者。可惜長期以來，這些人才未能充分在大陸的學術體系中發揮協同效應。迪布維克的遺憾恰恰提醒我們：如果連一位深度合作十年的外國專家都留不住，又怎能有效吸納和善用同樣使用中文、文化相通但體制不同的港台學人呢？ 從促進中華民族整體學術發展的戰略高度看，兩岸三地應當摒棄門戶之見，同心協力，為人才成長創造有利條件。具體而言： 一、 建立跨地區的柔性人才流動機制。大陸應向港台學者開放更多短期訪問、雙聘教授、遠程合作等靈活崗位，不強求全職坐班，而以學術貢獻為導向。香港、台灣的大學也可推薦優秀學者到大陸參與重大課題攻關。 二、改革“唯論文、唯獎項”的評價體系。無論是引進外國專家還是港台人才，都應實行長週期、重原創、容許“慢功出細活”的考核方式。真正有分量的榮譽，往往來自長期積累。 三、營造開放包容的學術文化。兩岸三地同根同源，語言文化相通，本應是最理想的學術合作夥伴。大陸方面應率先去除對港台學者的不合理行政壁壘，在經費申請、職稱評定、子女教育等方面給予國民待遇；港台學界則可分享其在國際期刊主編、學術倫理建設等方面的成熟經驗，協助大陸提升國際學術話語權。 西南財大與迪布維克的“半獎緣”雖令人惋惜，但若能以此為教訓，推動大陸學術界，真正改革人才引進與評價機制，同時主動攜手港台，整合三地人才資源，則這份“學費”便沒有白交。期盼未來，兩岸三地能夠共同善待每一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無論來自西方還是來自港澳台，讓他們在中華大地上安心治學、盡展所長，攜手為中華民族贏得更多屬於自己的諾貝爾獎。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評社評論員 楊流昌）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黃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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