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伊朗戰事持續，此次美國對伊朗發動襲擊的最重要藉口是“核武”。然而，企圖擁有核武器甚至是已經跨過核門檻的國家，遠不止伊朗一個，為何美國一定要挑出伊朗揪住不放？香港新聞網邀請國際政治學者劉琳撰文解讀，全文如下：

特朗普政府（及美國深層戰略界）對伊朗的“特殊關照”，并非單純因為核技術本身，而是因為伊朗被視為美國在中東霸權體系的最大結構性挑戰。與朝鮮的“生存防禦”不同，伊朗具備區域投射能力和代理人網絡，直接威脅美國的盟友體系（以色列、沙特）和能源通道。此外，推翻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的政權是美國兩黨長達40多年的未竟心願，具有極強的國內政治動員力。

一、歷史維度：從“地區平衡手”到“頭號死敵”

1. 1979年革命的歷史包袱

1979年之前，伊朗是美國在中東最堅定的盟友（巴列維王朝），是遏制蘇聯南下的支柱。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不僅反美，還扣押美國人質，導致美伊斷交。相比之下，朝鮮雖然也是敵對國家，但從未做過美國的盟友，雙方缺乏這種“背叛感”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刻仇恨。對於美國保守派（特別是特朗普的基本盤）而言，推翻德黑蘭政權具有某種“歷史糾錯”的神聖性。

2. “制裁+武力”模式的試驗田

美國自1979年以來長期對伊朗實施制裁，并形成了“制裁+武力”的固定模式（如暗殺核專家、網絡攻擊、空襲）。2015年伊核協議談判中，儘管伊朗在核問題上大幅妥協，甚至伊朗核問題（2015年伊核協議）一度被視為美國的外交勝利，但特朗普仍在2018年退出該協議并對伊朗提出新要求。這標誌著美國認為“接觸政策”是失敗的。據此判斷，美國的目標從來不是單純的“無核化”，而是政權更迭或徹底削弱伊朗國力。相比之下，朝核問題美國更多是尋求“凍結”而非徹底解決，因為朝鮮半島局勢牽動中俄，美國無力承擔全面戰爭後果。

二、地緣政治維度：中東霸權的“生死之戰”

1. 威脅的性質不同：生存 vs. 擴張

朝鮮的核戰略是防禦性，其主要目的是政權生存，軍事力量基本局限於半島，缺乏遠程投送能力和全球代理人網絡。只要不主動攻擊美國本土或日韓，美國傾向於維持現狀，并保持戰略忍耐。然而，伊朗的核戰略具有進攻性和擴張性，并基於此組建代理人網絡，如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等，形成了“什葉派之弧”。同時伊朗可將導彈傾瀉殆盡、針對周邊美軍基地所在國發動大規模導彈和無人機攻擊，顯示其具備區域癱瘓能力。

在地緣上，伊朗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相當於扼守著全球石油供應的咽喉，直接影響全球石油供應。伊朗戰爭初期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直接衝擊國際油價，這是美國無法容忍的。在盟友安全方面，伊朗直接威脅美國在中東的核心盟友——以色列和沙特。美國發動戰爭的一個基本預期是：可在中東形成一個反伊聯盟，這說明美國試圖整合阿拉伯國家共同對抗伊朗，以鞏固其中東主導權。

2. 核擴散的連鎖反應

伊朗擁核極可能在中東地區產生示範效應。如果伊朗擁核，沙特、土耳其、埃及極可能迅速跟進，導致中東核軍備競賽，徹底瓦解美國在該地區的防擴散體系。相比之下，印巴已經擁核多年，形成了恐怖的“核平衡”，國際社會被迫接受既成事實；朝鮮擁核雖令人頭痛，但東北亞局勢相對封閉，擴散效應有限。唯獨伊朗擁核會引爆整個動蕩的中東。

資料圖為伊朗核設施。央視新聞圖片

三、美國內外政治環境：選舉與利益集團

1. 國內政治：猶太游說團體與 evangelical（福音派）選民

在美國政治中，支持以色列是“政治正確”。AIPAC（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擁有強大的游說能力。同時，特朗普的核心票倉——基督教福音派，基於末世論信仰，極度支持以色列并視伊朗為“邪惡軸心”。美以同盟在伊朗問題上保持高度一致性。對伊朗強硬，是特朗普獲取猶太金主和保守派選票的最快捷徑。相比之下，朝鮮問題在美國國內缺乏類似的強力游說團體，普通選民對朝鮮的感知度遠低於中東戰火。

2. 經濟利益：石油美元與控制權

伊朗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且試圖建立繞過美元的能源交易機制（如與俄羅斯、中國的本幣結算）。打擊伊朗核設施，實則是為了打斷伊朗的經濟崛起，確保美國對中東能源的控制，進而維護“石油美元”體系。朝鮮和印巴不具備這種撼動全球能源金融體系的能力。

3. “極限施壓”的可行性誤判

美國認為伊朗是一個世俗民族國家，只要斬首領導人（如哈梅內伊），政權就會像委內瑞拉（馬杜羅面臨壓力時）那樣崩潰，預期可在伊朗複刻委內瑞拉的劇本。但現實是伊朗是一個“成熟的宗教國家”，依靠意識形態凝聚，伊斯蘭革命衛隊擁有獨立經濟體系，即便沒有政府撥款也可以生存。

正是因為美國決策層（包括特朗普團隊）長期誤判伊朗的內部脆弱性，認為通過“極限施壓”（制裁+暗殺+空襲）可以低成本實現政權更迭。而在朝鮮問題上，美國清楚知道朝鮮政權極其穩固，且背後有其他大國支撐，不敢輕易嘗試“極限施壓”導致的戰爭風險。

綜上，美國對伊朗核問題采取“零容忍”的鏟除態度，而對朝鮮及印巴核問題僅尋求“風險管控”，其根本邏輯在於伊朗構成了對美國全球霸權的系統性挑戰。在地緣戰略上，伊朗不僅扼守霍爾木茲海峽這一能源咽喉，更擁有跨越國界的代理人網絡，直接威脅以色列與沙特等核心盟友，具備引發中東核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進攻性潛力”；相比之下，朝核與印巴核武多被視為區域性的“生存防禦”或既成事實，缺乏全球投射能力。

這種差異被美國國內政治進一步放大：對伊強硬能同時討好猶太游說團體、基督教福音派基本盤及軍工複合體，是特朗普獲取選舉高收益的核心議題；而朝鮮問題則因選民無感且戰爭代價高昂而缺乏政治動力。更深層的驅動力來自經濟與歷史維度，伊朗豐富的石油資源及其試圖構建的去美元化機制，觸動了美國“石油美元”體系的命脈，加之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長達四十年的“人質危機”與盟友顛覆之恨，使得遏制伊朗成為美國未竟的“歷史使命”；反之，朝印巴既無關鍵資源威脅，也僅是冷戰遺留的對峙常態。因此，美國寧願冒險也要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甚至不惜一戰，旨在從根本上鏟除這一唯一能在中東動搖其霸權根基的對手。

特朗普死盯伊朗核問題，表面是防擴散，實則是地緣霸權爭奪、國內政治變現以及能源控制的綜合產物。同時，美國對伊朗戰爭的三個預判：政權速朽、閃電戰、反伊聯盟，恰恰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對伊朗問題的執念之深。他們寧願相信這些研判，也要推動對伊強硬政策，因為在他們的戰略棋盤上，伊朗是唯一一個能在中東從根本上動搖美國霸權根基的對手。而朝鮮和印巴，要麼打不下來，要麼不值得打。

（本文作者為石河子大學邊疆發展與安全治理研究院劉琳副教授，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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