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4月28日電（記者 王豐鈴）日本高市早苗內閣加快為“新軍國主義”制度鬆綁的步伐。高市27日在首相官邸召開推動修訂“安保三文件”的首次專家會議。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納入“大佐”等舊日本軍隊官階。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圖片來源：新華社

高市早苗在會上主張，日本必須自主推進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確保持續作戰能力為長期戰做好準備，在海上保安能力、網絡安全、經濟安全保障等領域推進相關舉措。此外，增加防衛費、確保穩定財源也是會議主題。高市內閣力爭年底完成“安保三文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的修訂。

參會人員除了日本AI和經濟安保領域專家之外，還有媒體機構高管等方面專家，總計15人。據日媒報道，與會專家也探討了推動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日美同盟“延伸威懾”實效性，促成日本擁有核動力潛艇等，這部分或涉及“無核三原則”修改。

值得關注的是，據日方消息，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的方案。調整後的部分稱呼包括“大佐”等，與舊日本帝國軍隊所用存在重合，近日已激起日本國內輿論質疑和反對。

高市內閣最新動向，還包括考慮承擔費用加強駐日美軍設施的抗打擊能力，高市5月將訪問越南和澳大利亞，防衛相同月將出訪印尼和菲律賓，尋求進一步發展防衛合作。此外，高市內閣擬派經產相5月訪華出席APEC會議。

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28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上問題作出解析：

1、日方打算如何修改“安保三文件”？加入哪些內容？

陳洋：按照日本媒體報道，圍繞修訂“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27日在首相官邸召開首次專家會議。專家會議將在今年秋季結束前匯總相關建議，為日本政府在年內完成修訂“安保三文件”提供參考。總體來說，首次會議還是釋放出不少重要信號。

一來，專家會議名稱變化，折射日本政府安保防務邏輯的根本變化。4月27日，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的專家會議的完整名稱是“從綜合國力出發考慮安全保障有識之士會議”（以下簡稱“綜合國力會議”），而2022年時任岸田文雄政府為修訂“安保三文件”時，而牽頭成立的專家委員會名稱為“綜合考慮作為國家實力的防衛力有識之士會議”（以下簡稱“國家實力會議”）。這兩個名稱雖然看起來非常相似，但它們代表了兩個不同階段、不同任務側重的專家委員會。

岸田政府的“國家實力會議”，側重的是如何將防衛力視為國家實力的核心，并研究如何籌措防衛費、加強防衛產業以及提升自主防衛能力。它的產出直接影響了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明確大幅提升防衛費、擁有“反擊能力”、加強西南諸島部署等。高市政府的“綜合國力會議”的重點不僅在於增加防衛費開支，更在於“如何統籌”，也就是審視在純粹的防衛力之外，如何將經濟力、情報力、技術力、人才力等總綜合國力有效轉化為安全保障能力。因此，從此次專家委員會的名稱，便基本可以把握2026年版“安保三文件”的總體基調，即“以綜合國力提升國家安全能力”，而這意味著與2022年版“安保三文件”將呈現出本質的不同。

二來，專家委員會人員構成，折射日本政府將打造綜合國力。首先，日本“專守防衛”將被進一步掏空。同樣是修訂“安保三文件”，岸田政府的“國家實力會議”與高市政府的“綜合國力會議”最大的不同不在於人員數量（前者為10人，後者為15人），而在於“綜合國力會議”日本自衛隊官員首次進入政府牽頭成立的專家委員會——自衛隊前統合幕僚長山崎幸二——這是非常罕見的。山崎本人在日本安保防務上的立場相對激進，特別是去年6月曾提出重新修訂“無核三原則”的建議，帶頭挑動戰後日本紅線。山崎成為“綜合國力會議”成員，或意味著2026年版“安保三文件”在核等敏感問題上將出現某些顛覆，而一旦如此勢必進一步掏空“專守防衛”原則。

 其次，“經濟武器化”。為維護自身霸權，美國近年來頻繁將原本互利的經濟往來、供應鏈、金融網絡與技術標准，刻意變成脅迫、遏制或傷害他國的工具，以實現政治或戰略目標。而在近期的美以伊衝突過程中，伊朗盡管在軍力上不如美國，但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則直接影響了美國自身的經濟，成為“經濟武器化”的又一種表現形式。在高市政府的“綜合國力會議”中就包含了經濟安保、產供應鏈的東京大學教授鈴木一人，再加上高市本人曾擔任過經濟安保擔當大臣，這意味著2026年版“安保三文件”將會增加經濟安保方面的內容，加速“經濟武器化”進程。

2022年，岸田政府在修訂“安保三文件”前，先後組織了4次專家會議，并最終在同年12月底完成修訂。參考先例，預計高市政府接下來也將組織4次專家會議，并將於今年8月左右完成“安保三文件”的框架。由於“安保三文件”并不需要日本國會審批，僅由內閣決議的方式便可通過，意味著高市政府今年底將大概率完成對“安保三文件”的修訂。只是，相較於2022年的時候，執政黨內部還有奉行“和平主義”的公明黨進行牽制，而如今執政黨內部完全缺少了牽制力量（日本維新會積極支持發展安保防務），則預示著2026年版的“安保三文件”或將更加激進，而這無疑對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重大威脅。

2、稍早前日方已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放寬武器出口，又啟動修改“安保三文件”，未來呢？一步步的路徑是什麼？

陳洋：從解除“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限制，到啟動“安保三文件”的修訂，表明日本的安保防務政策已進入新一輪的調整期。預計今後大概率將沿著制度鬆綁-能力擴張-同盟一體化-憲制突破的路徑逐步推進。具體來說，

第一，進一步擴大武器出口範圍。解除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將積極扶持本國軍工產業發展，同時加大對東南亞、澳大利亞以及歐洲夥伴的武器裝備出口，以此來加深相互間的安全綁定。

第二，持續提升進攻性軍事能力。近年來，日本已著手打造“反擊能力”，從部署遠程導彈，到發展太空網絡戰力量。那麼，在今年底順利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訂後，相關能力建設將進一步制度化，日本自衛隊職能也將從“專守防衛”繼續向“區域投送與聯合作戰”轉變。

第三，加強日美同盟作戰一體化，并推動印太地區的多邊安全網絡。日本將加強與美國的指揮體系銜接，同時推動日美韓、日澳、日菲以及與北約的合作，使其在印太地區承擔更多前沿角色。這意味著日本不再只是美國盟友，更希望成為地區安全架構的主導參與者。

第四步，為修憲或事實修憲鋪路。即便正式修改和平憲法仍面臨國內阻力，日本也可能通過法律解釋、特別立法、擴大自衛隊權限等方式，實現“先現實突破、後憲法確認”的漸進路線，使戰後和平體制進一步被架空。

3、自衛隊官階調整命名包含“大佐”，即使在日本國內也掀起反對聲浪，稱呼變更的深意和影響是什麼？

陳洋：自衛隊官階命名的調整，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術語變化，而是涉及歷史記憶與國家安全路線的變化。

一來，“大佐”一詞與舊日本帝國陸海軍軍階體系高度關聯，公眾容易聯想到戰前軍國主義時期的軍隊結構、侵略戰爭及殖民歷史。因此反對者認為，這類稱呼變化看似行政技術問題，實則是在淡化戰後日本與舊軍國體系的切割界線。

二來，這反映日本推動“軍事正常化”的長期趨勢。近年來日本持續擴充防衛預算、發展遠程打擊能力、放寬武器出口，并強化日美同盟作戰協調。軍階名稱若向傳統軍制靠攏，象征意味在於提升軍人職業認同感、強化組織威信，并為自衛隊向“正規軍化”邁進營造社會氛圍。

事實上，軍階命名調整雖屬表面變化，但其深層意義在於政治信號：日本正嘗試在制度、心理與象征層面逐步突破戰後體制，其外溢影響也會引發周邊國家高度關注。

4、除了修改內部法案，高市內閣多方聯絡周邊國家，渲染“中國威脅論”，謀求加強與周邊各國安全合作。是要打造對華包圍圈？能做成哪些事？

陳洋：高市內閣此舉，不單單是打造傳統意義上的“對華包圍網”，而是打造所謂的“多層次制衡體系”。

在東北亞方向，高市內閣積極推動日韓、日美韓安全合作常態化，包括共享情報、聯合演習和海空協調機制。此舉意在提升對地區熱點問題的快速反應能力。在西南方向，日本不僅積極推進與菲律賓的海上安全合作，而且與澳大利亞不斷推動“准軍事同盟”關係，并向東南亞國家進行武器裝備的出口，以此將日本影響力向南海及周邊海域延伸。在域外，日本加強與北約、北約成員國的安保防務關係，使歐洲力量更多介入亞太地區，形成跨區域聯動。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相關動向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面臨明顯的限制：一來，地區國家不願選邊站隊；二來，許多國家更重視對華經貿合作；三來，日本自身面臨財政壓力、少子老齡導致的兵員不足，以及國內民意分化。因此，日本能做成的事情，是打造更多安全合作節點和議題聯動，但很難真正改變亞太地區的力量結構。

5、高市還要承擔費用加強駐日美軍設施的抗打擊能力。日本的經濟狀況，能否支撐高市未來的強軍擴武路線？

陳洋：日本經濟狀況很難持續支撐高市強軍擴武路線。

一來，日本缺乏新的經濟增長牽引。時下，人工智能、機器人成為全球競爭的新賽道，并直接關係到各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但現在的日本，不論是在新能源汽車，還是人工智能研發、機器人製造方面，都明顯落後於中美兩國，淪為世界第二乃至第三梯隊。日本經濟早已深陷“失去的三十年”，而如今若無法在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打造新的經濟增長牽引的話，那麼日本經濟未來勢必會進一步萎縮，而經濟的低迷，必然難以支撐龐大的軍費開支。

二來，日本經濟自身面臨多重嚴峻挑戰。時下，高市早苗領導的日本，不僅面臨日元貶值的長期挑戰，更面臨基於日元貶值帶來的物價上漲、進口原材料成本飈升等現實問題，特別是美以伊衝突爆發後，所帶來的石油供應問題，更是讓現在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鑒於這些經濟挑戰并不是短期內就能迅速解決的，所以這也使得高市的強軍擴武路線很難得到落實。

6、日本擬派經產相5月訪華出席APEC會議，這是中日關係陷入冰點後，首次有閣僚訪華計劃，能達到日方所希望的成果嗎？

陳洋：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赤澤亮正5月訪華出席APEC會議，并不是中日雙邊關係出現了某些改善，而是日方藉助APEC這樣的多邊會議，間接實現了訪華。鑒於當前中日關係因高市涉台錯誤言論，以及日方在歷史、軍事方面的一系列挑釁舉動而深陷低迷，那麼作為高市內閣現任大臣的赤澤來華，具有明顯的試探性和信號意義。但能否達到日本方面所期待的成果，恐怕還要看日方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日方目標是恢復高層溝通渠道、避免關係繼續惡化，那麼此次訪問有望取得一定成果。閣僚往來本身就是政治氣氛緩和的象征，可為後續外長會談、領導人會晤、經貿部門磋商創造條件。尤其在地區局勢複雜、全球供應鏈承壓背景下，中日保持溝通符合雙方現實利益。

但如果日方期待通過一次訪問，就在核心矛盾上取得突破，則難度較大。當前中日關係症結仍在於政治互信受損，尤其是日方在台灣問題、安保政策、對華遏制叙事、配合域外戰略部署等方面的舉動，持續衝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若這些根本問題不調整，經貿層面的改善空間也會受限。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5月的來華，可以成為中日恢復接觸的一個契機，但難以替代政策層面的實質調整。中日關係能否真正回暖，關鍵仍取決於日方是否回到理性務實軌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