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內地14億部手機、22億台終端設備早已默默“仰望”北斗，一個產值突破6000億元人民幣的時空產業帝國悄然成形時，香港這座以“智慧城市”為目標的國際都會，卻似乎仍在北斗的應用版圖之外。更諷刺的是，當高德地圖憑藉北斗技術在台灣爆紅，連對岸民眾都開始享受“綠波導航”的便利時，香港市民的手機屏幕裡，依然默認著那個功能有限、數據遲緩的舊時代產物。最弔詭的一幕莫過於此：香港可能即將誕生首位進入中國空間站的航天員，但這座城市的市民和基建，卻仍未全面對接中國自家的北斗導航系統。筆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選擇問題，而是一個關乎城市命脈與國家安全的戰略盲點。

能上天，卻未能“落地”？

國家“十五五”規劃將香港的定位從過去的“融入”提升為“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正透過推行首份專屬的“五年規劃”，發揮“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角色，以國際化優勢助力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及高質量發展。

而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信號剛剛出現：神舟二十三號載人飛行任務標識中，出現了香港市花洋紫荊圖案，引發外界猜測飛行乘組或將有來自香港的航天員。若然成真，這將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深度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歷史性突破。

然而，正是這個“即將上天”的榮耀時刻，映照出一個尷尬的現實：當香港的精英有機會在太空站操作國家最尖端的科技系統時，香港的地面卻仍停留在依賴他國導航系統的“舊時代”。北斗系統早已完成全球組網，信號完美覆蓋香港，為何我們在“仰望星空”的同時，卻不願讓腳下的土地“落地”對接北斗？筆者認為，這種“能上天卻未落地”的荒誕錯位，恰恰折射出香港長期以來在技術路徑選擇上的慣性怠惰與戰略短視。

Google Maps的時代，該翻篇了

要理解這種錯位的荒誕，不妨看看一個生動的對比。香港人至今高度依賴Google Maps，這個誕生於美國矽谷的產品，無疑曾是地圖服務的標杆。但它本質上是上一個時代的產物——一個以“找路”為核心、以西方數據生態為基礎的封閉系統。

而中國的高德地圖，配合北斗高精度定位，早已將地圖應用從“導航工具”進化為“時空操作系統”。在細節控制和生活服務整合上，高德堪稱“微觀之王”：透過AI算力與實時交管數據，它能精確顯示全國數百座城市的紅綠燈倒數秒數，甚至提供“綠波建議”——告訴你開多快能一路綠燈暢行。這些功能，Google Maps完全做不到。

不少台灣用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用高德導航在大陸自駕遊的精準與便利遠超預期。（資料圖片）

最具說服力的，或許是高德地圖在台灣的爆紅。不少台灣用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用高德導航在大陸自駕遊的精準與便利遠超預期，甚至開始呼籲高德推出台灣離線地圖。一個整合了北斗能力的中國地圖應用，憑藉技術實力跨越政治藩籬，征服了原本使用Google Maps的市場——筆者認為，這本身就是北斗生態體系強大競爭力的最佳證明，也是對“西方技術永遠領先”這一迷思的有力反駁。

反觀香港，一河之隔，卻仍停留在Google Maps的時代。不是因為它更好，而是因為習慣、慣性，以及對國家技術生態的疏離。

從“中國版GPS”到數字經濟底座

根據最新發佈的《2026中國北斗時空產業發展白皮書》，北斗早已不再是那個努力追趕的“備胎”。2025年，衛星導航產業總產值達6290億元，融合遙感、地理信息、通信後的整個時空產業總產值更突破1.33萬億元。最關鍵的轉變在於，北斗的角色變了。它不再只是一個導航工具，而是滲透進5G、人工智能、自動駕駛、低空經濟等領域，成為支撐整個數字社會運行的“底層基礎設施”。高德地圖的“綠波導航”，正是北斗與AI、大數據深度融合的縮影——沒有精準的時空基準，這一切無從談起。

從芯片、模組到終端服務，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北斗產業鏈，兼容型芯片出貨量以億計。在海外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北斗已在港口調度、智慧農業、災害監測等場景落地。當一個系統強大到足以定義時空基準，甚至讓對岸民眾也為其應用點讚時，香港的缺席便格外刺眼。

香港的“時空依賴”隱患

反觀香港，地圖導航、物流配送、金融交易、電訊網絡的時間同步，高度依賴美國的GPS系統。筆者認為，這種依賴，在和平時期看似方便高效，但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當下，無異於將城市的神經中樞，寄託在他人的系統之上。

黎巴嫩的慘痛教訓，為這種依賴敲響了最刺耳的警鐘。2024年9月，黎巴嫩真主黨成員使用的傳呼機和對講機發生集體連環爆炸，造成數百人重傷。事後披露的細節令人不寒而慄：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早在2015年，就將埋有炸藥的對講機運入黎巴嫩，其後更開發出爆炸裝置隱蔽到連X光都無法察覺的傳呼機，並藉此進行長期監聽。

這是以色列將通訊設備武器化的極端案例。它揭示了一個冰冷的現實：當一個地區的通訊、定位等關鍵設備和系統的供應鏈被外部勢力主導時，對方不僅可以讓你“失明”，更可以通過後門、預置裝置，製造物理層面的傷害。筆者認為，今天對講機可以被遙控引爆，明天當極端情況發生，一個高度依賴外部導航系統的城市，其物流車隊、緊急救援、關鍵基建的授時與調度，是否會被瞬間“斷訊”或“誤導”？答案恐怕不令人樂觀。

為什麼香港沒能用上北斗？

香港並非沒有機會。從技術上看，北斗三號系統的信號已全球覆蓋，香港完全處於優質服務區內。之所以未能普及，背後是複雜的產業慣性、認知偏差和制度壁壘。

首先，香港長期以來在技術標準和設備採購上，自然傾向沿用西方的成熟系統。從汽車導航儀到手機芯片，GPS多年來是“出廠預設”的唯一選項。市場缺乏推動北斗應用的誘因，大眾甚至不知自己的手機是否已支持北斗——事實上，內地98%的新款手機都支持，但香港市面上的行貨手機，北斗功能往往未被前線銷售和應用開發者主動激活與運用。Google Maps在香港的壟斷性使用習慣，進一步固化了這一認知：人們以為地圖服務只有這一種形態，不知道高德地圖背後所代表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更先進的技術生態。

其次，香港缺乏能夠消化北斗技術、並將其轉化為本地化應用的產業生態。北斗不只是位置服務，它涉及高精度定位、短報文通訊等特色功能，能在惡劣天氣或無移動信號的海上、郊野提供獨特的應急通訊價值——這對多山、臨海的香港尤為關鍵。但由於沒有從芯片、模組到系統集成的本土產業鏈，這些潛能處於休眠狀態。試想，如果香港能推動高德地圖或其他北斗應用開發者，針對香港複雜的高架橋、隧道、郊野路徑進行本地化適配，市民的出行體驗將有質的飛躍。

更深層次看，這反映了一種將技術“去政治化”的慣性思維。很多人視GPS和Google Maps為純粹的商業工具，選擇它們只是出於性能與成本的考量，卻忽略了在非常時期，技術、標準與供應鏈本身就是戰略武器。筆者認為，黎巴嫩的爆炸案已清楚表明，民用通訊設備都可以被植入炸藥並遠程遙控，定位系統作為“基礎設施的基礎設施”，其安全性又怎能不加以審視？這種對技術安全的集體麻木，正是香港當前最危險的認知盲區。

以“服務國家”的自覺，補上時空安全這一課

當香港有機會誕生航天員、代表國家執行空間站任務時，我們更應反思：如果連地面的定位系統都未能與國家對接，所謂“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根基何在？

香港要發展智慧城市、低空經濟、自動駕駛，一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時空基準必不可少。北斗的應用，不是要全面排拒其他系統，而是要建立一個兼容並蓄、但以“自主可控”為核心的多源定位體系。這既是為了香港自身安全，更是為了履行“十五五”規劃賦予香港的新使命：香港要成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以國際化優勢助力國家培育新質生產力，前提是自身的關鍵基礎設施必須與國家體系深度對接。如果連定位、導航、授時這些數字經濟的“空氣和水”都依賴境外系統，香港如何能安全、可靠地“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具體而言，筆者建議港府應從三方面著手。一是強制標準：在政府採購的車輛、應急裝備、基建傳感器中，明確加入支持北斗的技術要求，以公共需求拉動市場供給。二是應用示範：利用香港的場景優勢，引入或扶持基於北斗的地圖應用進行本地化開發，讓市民親身體驗“綠波導航”般的精準服務；在郊野公園推廣具北斗短報文功能的應急設備；在海事、港口管理上引入北斗高精度定位，並將成功經驗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三是公眾教育，讓市民認識到時空安全的概念，打破“西方技術等於先進”的迷思——高德地圖在台灣的逆襲，已是最好的教材。

香港一直以“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為傲。當洋紫荊圖案出現在神舟任務標識上，我們期待港人航天員遨遊太空的壯舉，這是“一國兩制”下香港貢獻國家科技事業的生動寫照。但在為“上天”歡呼的同時，我們更需要補上“落地”這一課。筆者認為，從Google Maps到高德地圖，從GPS到北斗，不僅是訊號和應用的切換，而是這座城市從被動的技術消費者，轉向為主動的“數字命運”掌握者的關鍵一步。一個真正融入和服務國家的香港，應當既能仰望星空，更能腳踏實地——讓北斗的光芒不僅照耀太空中的港人航天員，也守護這片土地上每一位市民的安全與未來。

（本文作者為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香港菁英會副主席、陽江市政協委員、河南省青聯港區常委 高松傑）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